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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由此出发，清算了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祛除了当时的各种笼罩在现代性社会生活上的神秘面纱。
他指出：“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65]。
这样，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66]。
马克思在对现代性现象的辩证阐释中运用了三对基本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其中，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相对于社会意识具有基础性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处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野之外。
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67]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根植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68]。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表述，是对现代性社会历史的逻辑抽象，马克思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出发，驱散了笼罩在现代性之上的纷繁芜杂的哲学思想体系的迷雾。
这种对现代性基本问题的澄清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生产、再生产、生产力和社会关系都不是可见的实体存在，特别是作为社会本质的生产方式是不能用感性经验直接证实的东西”
，而在马克思之前，“社会的一切本质关系都是被遮蔽在历史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69]。
历史唯物主义“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及其对制度和观念的影响方面”
展开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
[70]。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具有开创性意义，海德格尔就认为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
，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
[71]。
韦伯以制度论和文化论来考察现代性现象，延续了马克思从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入手来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思路。
以《经济与社会》为代表的制度论考察围绕现代性问题的物质层面展开，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可以纳入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范畴；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的文化论考察围绕现代性问题的观念层面展开，主要包括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可以纳入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意识形态批判的范畴。
二、“物化”
的双重维度
马克思把现代性这一现象分解为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鉴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他对现代性本质的揭示就主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出场。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导性话语。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几乎穷尽毕生的精力来研究现代性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自述了深入到现代性本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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