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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
，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7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用人的这一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去说明全部历史，说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消灭，把全部历史归结为生产劳动的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
然而在这里，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是互为因果性的，这造成二者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说明。
为此，他不得不深入到经济学中。
在该书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逻辑，还存在着在人本主义逻辑统摄下的某种隐性逻辑，“那种立足于经济现实的客观逻辑正在生长起来”
[73]。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分工理论来中介异化理论，“从现实的个人出发”
，将分工作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互相中介，说明私有制的起源。
在《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中，马克思完成了对现代性本质的透视，全面系统地说明了分工制约下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是如何在现代性条件下导致“物化”
，造成人与人的关系采取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揭示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从而将现代性的本质判定为一种“物化”
。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规定了“物化”
的双重维度：“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
和“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
[74]，一个在生产领域，一个在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领域。
芬伯格把这种双重维度称作“产品和过程的批判”
[75]。
前者是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对自然的占有，是生产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即在生产过程中，人以自己的目的改变着对象。
马克思对生产领域的“物化”
持一种有所保留的肯定。
在他看来，这是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必然发生的，而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他甚至将未来理想社会的建立奠基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但他还是意识到生产—技术对工人的损害。
后者是在现代商品交换中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物化”
，并且先是通过商品关系，进而通过货币关系，最终通过资本关系得以全面呈现。
这种社会关系领域的“物化”
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颠倒为物与物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实际上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关系反过来又奴役人。
马克思对这种社会关系的“物化”
无疑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现代性生产关系的批判。
据此，芬伯格指出：“技术进步实现了普遍效用的发展，但是实现这些发展的具体形式则完全是由社会权力所决定的。
这些发展是在这种社会权力之下所完成的，同时也确保它们服务于这种权力的利益。”
[76]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重点不是放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集中在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领域。
《资本论》集中批判的不是商品、货币，而是资本，前者只是作为后者的理论前提，就此而言研究的重点是在商品交换中、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中形成的“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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