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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时代已是机器大工业时代，虽然现代性的生产技术无疑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现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存在着对现代性的生产技术丰富的论述，但这并不构成其现代性批判的主导性范式。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生成最终是以“物化”
的社会关系形式来完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77]正是“物化”
的表象与本真的存在之间的张力，构成现代性得以生成的空间；也正是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的分离，使得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成为了一门揭示现代性本质的科学。
马克思将现代性的本质判定为一种“物化”
，他一方面基本肯定了“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
（他也意识到这一过程造成的对工人的损害），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
。
基于对“物化”
双重维度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立场，马克思构建了对现代性的超越机制。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除在社会关系层面上造成私有制的形成这一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变革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生产的技术方式层面上的人的生存状况的异化，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循此发展出一套技术批判理论，因为他将超越现代性的希望寄托于生产—技术的发展，设想通过物质生产的发展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将生产—技术作为破解现代性问题的手段却又引发出新的问题，因为技术本身成为需要批判的对象。
韦伯把现代社会理解为合理化的产物，合理化构成其分析现代性问题的主要维度，这一原则不仅贯穿于现代社会生活，还体现在现代商品生产过程之中，这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本质的判定。
韦伯的“现代性诊断”
虽然没有直接导出对形式合理性以及现代科技的批判，但他对现代性后果的忧虑已经包含了后来技术批判的主要因素，因为科学和技术在他那里就是形式合理性的核心内容。
韦伯从生产过程领域的“物化”
出发，“去除了马克思更深一层关注的物化和颠倒了的社会关系”
[78]，最终，现代技术与科学在哈贝马斯那里，沦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作为意识形态，它已经蜕变为一种统治的合法性”
[79]。
围绕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发生了时代性相遇。
马克思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在这一理论视域中，现代性现象被分解为存在论基础与意识形态两个层面的问题，现代性的本质被判定为“在自然规定上”
和“在社会规定上”
的“物化”
。
然而，开启并不意味着完成，更不意味着终结。
马克思为我们呈现出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他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是富有启示意义的，但这一工作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完成，他为我们留下的是思想的遗产。
马克思深入到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之中，在他看来，现代性并不是一种“物”
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为颠倒的物像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韦伯寻求现代性兴起的精神动源，把现代性理解为生活的各种领域的合理化过程，也即形式合理性的贯彻和完全实现。
形式合理性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行为，来源于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就成为工具理性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与韦伯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展开现代性批判。
然而，视角又是特定的，都是基于某一本质的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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