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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了“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
，这是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概括：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21]
这段话堪称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也构成马克思本人对现代性现象的理论透视。
在关于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阐释中，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其实是一个层级系统。
在该系统中，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并不是并行关系，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活动的基础，人类的其他各种活动都是建立在这种活动基础之上的。
这种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阐释机制蕴含着某种辩证的过程思想。
二、作为现代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给予现代性现象以唯物主义的阐释，确立起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只是说明了人类历史之一般，并没有对“时代”
予以特殊说明。
马克思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揭示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成为其现代性批判的出场路径。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导性话语。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几乎穷尽毕生的精力来研究现代性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
特别是在1857年，“马克思不止一次预言的”
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终于爆发了，马克思“为得到经济学研究的某种结论转入了近乎疯狂的努力”
[22]。
他在1857年12月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
[23]。
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自述了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
，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2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用人的这一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去说明全部历史，说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消灭，把全部历史归结为生产劳动的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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