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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问题是，在我们对现实作科学的处理、或价值处理或世界观处理之前，我们是如何体验现实的”
[63]。
《启蒙辩证法》把工具理性扩展成为整个世界历史文明的一个范畴：
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标专一，与可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重。
而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对人类而言，却超出了一切计算所能达到的范围。
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
逻辑规律的排他性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功能意义中，最终在自我持存的强制本性中产生出来的。
[64]
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致力于揭示技术时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
，揭示理性时代的非理性，为追问技术的本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二、韦伯与技术批判
韦伯的“现代性诊断”
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基本的理论事实，那就是现代技术的统治。
韦伯把“时代问题”
把握为技术问题，这一解读模式实质上已经隐含了后来的技术批判。
技术批判理论家一般都把工具理性作为批判的对象，合理化理论就成为理解技术批判理论的关键。
在韦伯的基础上，技术批判理论进一步发展。
海德格尔追问技术的本质，将技术的本质与形而上学的本质相联系。
按照韦伯所谓现代性的“除魅”
这一说法，在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中，人总是与其真实活动过程相脱离，海德格尔将这一过程称为“脱离生活”
。
无疑，这种“脱离”
状态正是技术批判所针对的“问题”
。
既然是批判，就不应该将其作为前提加以接受；如果这种“脱离”
被作为前提来接受的话，那么任何批判都会归于无效。
然而，将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工具理性的规定，实质上就包含着海德格尔所谓的“脱离”
：它一开始就设定“目的”
与“手段”
的分离，事实上也就设定了技术与人的“脱离”
，“技术愈是有脱离人类的统治的危险，对技术的控制就愈加迫切”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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