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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在《逻辑学》中，辩证法从直接性的存在论开始，经由间接性即矛盾对立发展的本质论，最后在概念论中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这种统一性的实现得益于某种历史性原则的引入。
只有在概念论中当实体即是主体的时候，主体达到了自我意识，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等等对立的扬弃的问题才可以被看作是解决了。
然而，黑格尔的历史生成性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不具有现实性，主体只是在一个由它自己创造的、它本身就是其意识形式的世界中运动。
他没有在历史本身之中发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客体，而是被迫超越历史，并在历史的彼岸建立自我发现的理性的王国，并从这一理性王国出发，把历史把握为阶段，把出路把握为“理性的狡黠”
，只能在绝对精神中，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达到顶峰。
黑格尔解决近代哲学中形式与内容之间矛盾的尝试之所以失败，并不在于他假定了同一的主体—客体，而在于他不能把主体—客体的同一性安置于历史的现实运动之中，因此只能沦为概念的“神话”
。
青年卢卡奇揭示出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性的二律背反，指出这种二律背反深深地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物化结构”
。
“古典哲学在发展史上处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
只有这种推演的方式，即辩证的方法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
[234]德国古典哲学虽然没有最终解决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却为我们留下了辩证法的遗产。
要想真正地克服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物化”
，不能仅仅满足于在理论范围内单纯从方法上来超越，必须在历史中寻求一种现实的超越。
三、克服物化：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
青年卢卡奇不但揭示出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思想意识中的“物化”
，而且给出了克服“物化”
的现实途径。
由此可见，他的现代性辩证法不单单具有一般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特质，更是具有一种建构性的向度。
通过反思近代思想意识中固有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他发现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对实践中的问题的意识以及寻求克服的企图，试图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寻求在理论与实践上一举超越资产阶级的道路。
他把这一重任赋予无产阶级，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在无产阶级那里转化为一种现实性。
在他看来，只有自觉地强化无产阶级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来扬弃“物化”
，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成为“物化”
理论在现实中的最终落脚点。
无产阶级自身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能够超越资产阶级思想的直接性。
同样是面对社会生活全面“物化”
的事实，资产阶级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看到自身强大的证明；无产阶级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正是由于二者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不同地位，造成了资产阶级只能看到现象层面的直接性，不能洞察到隐藏在“物化”
现象背后的被颠倒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则能运用中介范畴，通过某种科学的抽象，达到对直接性的克服。
在青年卢卡奇看来，历史现实性本身只能在复杂的中介过程中才能被达到，如果看不到更多的中介，就不可能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和产生把握为同一主体的产物，也就不能发现同一的主体—客体。
由于无产阶级能够成为历史过程的同一的主体—客体，青年卢卡奇将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视为克服“物化”
的现实出路。
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在无产阶级那里表现为一种现实性：一方面，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是作为社会事件的纯粹客体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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