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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恰恰由于这一历史原则在本体论上乃是绝对的或关于绝对的,所以它从根本上来说乃是没有“时间”
的和反“时间”
的。
绝对之所以为绝对,已经先行地被理解为超感性的,从而绝对的历史原则或方法也就是超感性的。
费尔巴哈看出了这种矛盾:一方面是历史及其不同的特殊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是作为“绝对阶段”
的例如绝对的宗教(基督教)或绝对的哲学(黑格尔哲学)。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独立存在的各个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便只是“作为一些影子、一些环节、一些以毒攻毒的点滴而继续存在于绝对阶段中”
。
[24]一句话,那种似乎以“时间”
为唯一向度的哲学终于在绝对的历史方法中成为反“时间”
的了,并且正因为如此,在费尔巴哈看来,它也就是反历史的(或虚假历史的)。
关于这样的矛盾,费尔巴哈写道:“随着上帝在一个一定的时间内以一个一定的形相显现,时间和空间本身也就已经消灭了,因此也就别无他望,只有等待世界的真正终结。
这样,历史是再也无法设想的:它是无目的、无意义的。
上帝化身和历史是彼此绝对不相容的。
只要上帝本身走进了历史,历史就结束了。”
[25]
那么,黑格尔的绝对者上帝、超感性—超自然的并因而是反时间—反历史的上帝在哲学本体论上又是什么呢?它是作为绝对理性的精神或意识,而绝对理性的真正形式乃是逻辑学——正是在这里,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专制主义和逻辑图式主义以一种结合的方式充分地表现出来。
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这种理性的专制主义首先就在于:不仅把绝对者理解为理性,而且把理性理解为绝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性的东西——首先是感性或感性的东西[26],还可能具有其真正的和本己的意义吗?这非常类似于后来的法国存在主义者对黑格尔理性专制主义的追问:存在的规定难道只是理性吗?甚至,理性的规定难道有可能真正触到存在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存在不能被还原为知识”
),那么,在《精神现象学》中完成为“绝对知识”
的理性,有什么权利霸占整个存在的领域,并且将“**”
等等非理性的东西——例如“苦恼的意识”
之类[27]——作为归根到底无关紧要的和非本质的东西迅速地加以扬弃,亦即使之成为被“理性”
吞噬了的环节呢?同样,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的理性专制主义从根本上使其历史原则成为虚假的:如果现实的历史乃是人的历史,那么,人的理性或精神还需要其器官,即脑袋;而且,除了理性或精神的器官,还需要其他的器官,即感官,所以——费尔巴哈富于表现力地说——不管脑袋多么万能,总有一个一定的鼻子在它上面,且不论这鼻子是大的还是小的、尖的还是塌的,弯的还是直的。
[28]
当黑格尔哲学将理性绝对化为上帝之际,这种绝对化的理性便开展为逻辑图式主义,亦即构成为一个“神圣的逻辑学的天国”
。
因此,黑格尔哲学的真正核心、本质和基础乃是《逻辑学》。
如是,则就本质和基础言之,费尔巴哈称“现象学不是别的,就是现象学上的逻辑学”
;马克思则把“法哲学”
等看作是应用的逻辑学。
[29]在这里,作为上帝的绝对理性便在逻辑图式中被纲领化和形式化,并且正是在逻辑学这一“神圣的天国”
中找到真正适合于自身的和最本己的样式。
因此,思辨理性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把自身理解为(并且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把自身建立为)仍然是抽象的精神世界:说它是精神世界,是因为它只是思维的自我运动;说它仍然是抽象的,是因为尽管它构成具体的思维规定或具体的思辨环节,但这些规定或环节却始终只不过是纯粹思维的形式——逻辑图式。
这个逻辑图式,诚然是理性的,但它同时也是神学性质的,是神学的理性表达和理性证明。
所以,费尔巴哈在1842年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写道:“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是化为逻辑学的神学。
神学的神圣实体是一切实在性、亦即一切规定性、一切有限性的理想总体或抽象总体,逻辑学也是如此。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可以在神学的天国里再现,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也可以在神圣的逻辑学的天国里再现……在黑格尔哲学中,对一切事物也是作二次考察:先作为逻辑学的对象,然后又作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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