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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中只是形式地保留了作为思想的创造性一面而实际地取消了它的原理时，马克思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维护了活动的原理、创造性的原理。
当费尔巴哈声称“没有任何哲学便是我的哲学”
时[34]，马克思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维护了哲学和思想的权利：“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最后，“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
[35]不消说，这里所表述的正应当被理解为“活动”
，理解为体现矛盾活动的展开过程。
这些见解显而易见不能简单地归入“费尔巴哈的类”
，倒是应当被理解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正在发展起来的差别。
总而言之，在《德法年鉴》时期，当马克思开展出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时，现实的人的概念在本体论上满足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要求。
因为它意味着与抽象的自我意识相反对的现实的主体，意味着思维和存在的现实的统一。
因此，马克思在洗清自我意识的神学幻想以及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所保留下来的那个能动的活动原则，当时还只是以对象性的反思形式悄悄地存在着，似乎还只是一个同费尔巴哈的局部的、无关宏旨的差别，只是一个有限的、思考方式的问题。
马克思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与费尔巴哈的差别，这个差别还没有成就为具有原则高度的差别。
但是，这个最初的差别却正是引导马克思最终越出费尔巴哈哲学界限的一个真正重要的契机。
二、市民社会与国家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是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批判之整个地脱出黑格尔哲学立场的真正的转折点。
这部著作之引人注目的主题集中于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关系问题。
在这方面，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的本体论立场意识到，黑格尔在他的中介过程或“推移”
（推理）中实际地制造了主体和谓语的颠倒。
黑格尔把主体设定为“理念内部自身”
，而政治情绪和政治制度等则成了谓语。
这样一来，由家庭和市民社会向政治国家的“推移”
，就不是由家庭等和国家的特殊本质引申出来，而是从所谓“理想性中的必然性”
或“自由的普遍的相互关系”
中引申出来。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在本体论上处处把理念当成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
变成谓语，然而“事实上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
。
[36]
就一般哲学特别是法哲学而言，黑格尔的这种颠倒就在于：他把哲学意义理解为“逻辑本身的事物”
，而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
；他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政治规定变成“抽象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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