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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现代工业对人的生存的意义，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
，人的情欲的存在论本质才能充分完满地、合乎人的本性地得到实现。
[76]“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77]
如果康德伦理学的后果是将道德先验化，那么马克思道德批判的后果就是将道德感性化。
但这种感性化是落实在人的“感性活动”
上，而非落实在人的“感性存在”
上，这是马克思观点与费尔巴哈论点的一个重大区别。
因此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决不意味着马克思又回到了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
因为马克思的道德批判有着与以往伦理学完全不同的动机和基础：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马克思的批判动机是人类的解放。
这使马克思的道德批判从一开始就超出抽象的形式化领域，而进入实质性的社会批判领域，变成了一个改造世界的实践问题。
因此，从康德先验伦理学到马克思社会批判，这是伦理学发展中的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其结果是伦理学问题从学院内部的形式化问题，变成社会批判的实质性问题。
因为，由于马克思对形式伦理学的批判，使伦理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从先验主体的内在道德体验转向现实人的感性生存方式，而转换后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已不再是原来学院规范意义上的那种纯概念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批判问题。
也可以说，由于马克思实现了形式伦理学的终结，使伦理学变成了存在论。
如上所述，它所包含的基本问题有两个：第一，真正合乎人性的存在不是先验主体的内在道德经验，而是现实中人的客观生存模式，表现为自由和全面的劳动与财产占有。
这一点已经得到论证。
第二，这种合乎人性的客观生存模式只有借助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安排才能实现。
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问题。
（三）马克思的第二个伦理学问题：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安排
1.作为一种制度精神的“自由个人联合体”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手稿》发表之后，在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热潮中，对于马克思学说究竟是一种关于人类命运的伦理理想，还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纯客观的科学分析，曾经有过极大的分歧和争论。
今天看来，将马克思学说中的伦理理想和科学分析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而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工作来否定和取消马克思伦理理想的观点尤其错误。
如前所述，尽管马克思对西方占主流地位的形式伦理学持彻底否定态度，但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研究工作中肯定有一种伦理理想引导着（并渗透于）他的全部科学分析工作，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否则马克思学说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其性质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在这个问题上，亨·德曼当时提出的一个观点极有见地，他认为，马克思学说按其性质来说“决不是非伦理的”
即价值中立的。
马克思从根本上说不反对黑格尔关于历史是最高道德的实现的观点，他反对的只是黑格尔认为这种道德实现只需在意识中完成而不必在社会现实中完成的观点。
《神圣家族》和《哲学的贫困》表明，马克思是把道德的实现场所由意识转移到存在，并明确拒绝所谓“永恒的”
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
从马克思的文本来看，在《手稿》中，他的伦理理想获得了特别突出和激动人心的表述，在以后的漫长思想过程中，马克思的研究则越来越转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分析，并在《资本论》中达到其最高成就。
但决不能由此断言马克思放弃了他的理想。
亨·德曼认为：“马克思后来只是不提他的伦理信仰了——这是因为，首先，他担心这样一来会损害他的社会分析对纯科学的、客观的推论的要求；其次，大概是由于他的看似骄傲实则谦虚的态度，他认为，他的信仰完全是行动的信仰，这种信仰本身太神圣了，以至不能更多地谈论它；最后，还有一方面，就是他对自己的失望以及对其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的对手在道德上的伪善辞令所作的愤怒反应。”
[78]我们认为这一解释很有道理。
显然马克思的这一伦理理想就是共产主义。
但是应该注意到，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共产主义一词有不同的含义：作为表征一种真正合乎人性的存在模式概念，它是一个道德理想；作为表征一种社会安排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社会理想，是为了保证前者得以实现而设想的一种特定社会结构。
从理论的观点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无论作为道德理想还是作为社会理想，它所预设的批判动机和它的理论内涵本身，都使他远远超出了旧的西方形式化伦理学所能接受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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