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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定位人，并把对人的神圣追求这一旨趣融贯于他一生的理论著述当中。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尚把费尔巴哈“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视为其“创立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
理论的基本原则，但在1845年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便指责费尔巴哈不懂得社会，说费尔巴哈的贡献仅仅止乎于“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
，“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
他没有意识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费尔巴哈没有找到一条弥合和填补被他“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世界”
之间鸿沟的现实之途径。
马克思分析道，费尔巴哈借助于其二重性的直观所看到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分裂的和难以弥合的：一方面，通过高级的哲学直观，费尔巴哈看到的人的本质是社会的，并通过“社会的人”
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通过普通的常识直观，费尔巴哈看到的却是大批失业人群和恶化的生存环境。
前者看到的是“应然”
，后者看到的是“实然”
，由于这两者无法连接和过渡，所以他“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
。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根本原因在于费尔巴哈既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来考察人，又脱离了感性实践活动来考察社会关系，从而使高级直观中的“应有”
社会关系与常识直观中的利己主义社会关系抽象地对立起来，缺失相互沟通的基本途径和现实力量。
费尔巴哈的伦理学正如康德的道德命令一样软弱无力，从根本上缺乏对现实的批判力。
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始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
，他所说的人只是“人自身”
即“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
；他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理想化的爱和友情”
，“是互相需要的关系”
，是基于生理学和伦理学意义上的“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
周志山博士认为，之所以把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理想观视为“追求现实的神圣”
，这从根本上取决于马克思在解决现实和理想、实然和应然、现有和应有关系问题上所确立的实践论、生存论的哲学路向。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本质规定的“现实的社会关系”
中所蕴涵的人之为人的神圣向度，并不是一个永恒超验的无限或绝对，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向度；这一自由向度的实现只能通过不断变革现实具体的社会关系来实现。
正是在现实具体的社会关系及其变革中，个人以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来切身践履并领会到这种“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
即神圣性。
因此，神圣不在现实社会关系之外，而是植根于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实践改造之中。
作为实践自由向度的神圣性只能从这种特定社会关系中生发出来，并由此获得它的有限性，因而对现实神圣的追求也构成了马克思实践观的正向价值内核。
按照周志山博士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任何时代的社会关系，相对于它以前的社会关系来说，都由其作为神圣的合理性的一面，但这种合理性又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它在实践上都具有可批判性和可改造性的一面，这种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批判与改造正是通往神圣的现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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