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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理想与现实、应有和现有之间既有内在的张力，又能在实践中得以让渡的生存论、实践论路向，使得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理论既具有对现实的批判力，又能克服费尔巴哈式的非历史主义的浪漫化情结。
一方面，马克思将理想社会关系（即社会化的人类）视为“新唯物主义”
的立脚点，视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般性质，并把它表述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
在这种社会关系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正是立足于社会关系的这一理想维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把人与人关系贬损为人与物关系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人的物化和异化的批判，又绝不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价值悬设和脱离现实社会关系的超现实的诉求，而是从现实的历史活动的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认为物化包括异化是客观的、必然的，物化社会关系首先是一种历史现象，应该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
马克思既没有在一般的意义上批判“对象化”
，也没有在抽象的意义上否定“异化”
，更没有将对象化等同于异化。
对于异化和私有财产，由于对象性活动和异化表现为同一个过程，“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因而“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同时也是人的实现或现实。”
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创造所需要的材料，只有“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的运动”
，通过完全自觉地保存以往社会发展的全部财富才能形成。
因此，变革社会关系以建构理想社会关系的过程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
认为“历史的全部运动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
。
马克思还认为，共产主义的博爱“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博爱”
。
因此，理想社会关系（即共产主义）既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也不是现实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而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总之，周志山博士认为，马克思社会关系理想观中所表达的神圣，是一种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又通过不断变革和改造现实社会关系的活动来追求的现实的神圣。
[1]
（三）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
我们认为，对马克思而言，他的社会理想就是人的自由与解放，自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实现即私有财产、经济的消灭，而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由的社会则是一种“非经济的社会形态”
。
众所周知，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后，接触到了强烈要求冲破封建束缚的激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了法国七月革命以后整个欧洲要求人的解放的形势。
当时无论资产阶级要求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还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带来手工业者破产和工人状况恶化所能激起的抗议，都表现为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斗争。
而德国当时的现实，既受着封建专制的苦难，又承担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把人非人化的悲惨恶果。
所以在德国，人的自由与解放问题就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显得特别突出。
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正是从理论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自由解放的要求，这个运动的主题也就是论证从封建专制制度下和宗教神权下把人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并为这个解放寻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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