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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是马克思从哲学和经济学双重视界对劳动异化问题进行研究的最早的文本之一，但其中已然包含了关于劳动本性的相当深刻的见解。
（1）劳动的自由特性：马克思指出，劳动之成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的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应该超出谋生活动的外在强制性的自然概念，而上升到一种生命表现的内在需要的自由范畴。
马克思特别强调劳动的这种积极和自由的本性：劳动应是劳动者“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
，是他“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
。
因而劳动在一种特殊意义上是人的“权力”
和“财产”
。
如果劳动“陷入谋生的劳动的范畴，直到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
，那么这种劳动就是“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
。
因为在纯粹谋生的目的下，“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
。
[28]马克思正是在与这种非本质的异化的劳动的对比分析中，指出积极的自由劳动的本质特点：“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
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
[29]（2）劳动的幸福本质：马克思在他的讨论中特别强调这种作为生命表现的劳动具有一种主观性的规定，即它是劳动者的“自我享受”
和“个人乐趣”
。
“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
[30]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伦理学方面的原创性新观点：如果劳动是合乎人性的、自由的，它就是人的幸福的存在方式。
这样一种幸福观点显然超越了传统伦理学中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的对立，而达到了一种对人的生活目标的全新理解，按此理解，幸福既不在于行为的善良动机，也不在于行为的功利后果，幸福仅仅是作为行为过程本身的人类劳动实践的一种内在规定。
作为不同生活目标的各种对象，无论其为主观还是客观的，都只能在劳动这种人的生存方式中获得其幸福的本质。
因为无论伦理学把什么东西确定为生活的目标，比如善良、福乐、人与人之间的爱，这些目标都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实现。
由于劳动本身具有社会现实性的特点，使得伦理学中原有的形式化幸福概念亦得到实质性的充实。
马克思关于劳动作为人的幸福存在的观点，特别充分地表现在下面的论述中：“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
（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
（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
（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的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
[31]总之，马克思在“穆勒笔记”
中提出的关于劳动之积极自由特性和幸福本质的界说，实际上表达着一种极其深刻的道德观点，因而实现了与传统伦理学的对话和超越。
这与黑格尔对于劳动本质的抽象的客观规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手稿》中，异化劳动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这里，马克思对劳动所作的存在论正面规定几乎全部是作为异化劳动概念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尽管如此，劳动与人的存在的本质联系在这些规定中还是得到了更充分更明确的表述。
此时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由于正越来越深地实现着哲学视界和经济学视界的融合，所以他把这一研究称为“实证的批判”
，并认为全靠费尔巴哈的理论发现才给这一批判打下了基础并规定了方向：“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
[32]结果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提出了自己的一个重要命题“人是类的存在物”
，同时又主要借助于黑格尔赋予劳动的存在论性质把该命题阐发出来；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从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
[33]，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对人的本质的人道主义解释还是对劳动概念的存在论理解，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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