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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哲学把理性看作人的一种特殊品性。
笛卡尔虽然承认人和动物一样其形体像机器，但人与动物又有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人能思维、有理性。
他提出的“我思故我在”
，是近代对人的存在的一种崭新的本体论规定，开创了理性人性论的先河，成为西方人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的命题之一。
由于崇尚理性，把理性看作人的一种自然（天赋）本性，因此资产阶级的所有自然法、天赋人权都是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
洛克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
这就产生了“理性的法庭”
这一近代历史上特殊的社会现象。
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5]。
18世纪的人的学说的主要特点是同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从自然和社会出发来解释人的各种现象，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
的唯物主义命题，对马克思“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6]的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德斯鸠是一位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正确地看到但又片面地夸大了地理环境对于人的作用。
他特别重视气候对人的影响，认为寒冷的气候造就健康和勇敢的人，炎热的气候造就软弱和怯懦的人；气候炎热的南方民族常常沦为奴隶，北方民族则能够保护自己的自由。
即使人的宗教信仰，也是由气候决定的。
佛教之所以产生于印度，就是因为这里气候炎热，使人萎靡疲惫，趋向于清静无为。
孟德斯鸠还认为，土壤对人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
土壤贫瘠，迫使人进行艰苦劳动，培养勇敢耐劳精神，相反，土壤条件优越的民族则柔弱、懒惰、怯懦。
爱尔维修也主张人是环境的产物，不过他主要是从人的社会环境来探讨人的问题。
爱尔维修认为，人初生时在智力、道德上是一样的，后来的不同是由社会环境所致。
各民族人的性格、智慧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即使同一民族，它们之所以有时崇高、有时低劣，有时勇敢、有时胆怯，原因也在于环境不同。
爱尔维修所说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
要改变不利于人正常发展的环境就要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和制定合理的法律，就要依靠教育和天才的立法者，于是他又得出了“教育万能”
和“意见支配世界”
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的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7]
由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是从自然和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因此他们认为人是“自然人”
也是“理性人”
，是“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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