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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样的批判基本上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社会批判和社会发展研究是否需要制度分析？或者更直接地说，能否避开制度分析？严格来讲，这不是一个“要不要”
的主观愿望问题，而是一个“行不行”
的客观事实问题。
假如，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与社会制度毫无关系或关系不大，那么，批判、研究就根本用不着什么“避开”
，而是完全没有必要涉及社会制度问题；如果现代社会的发展摆脱不了社会制度的实际制约和影响，那么，批判、研究是无论如何摆脱不了的。
事实上，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或制度根源，没有根基性的批判，其他的批判不过是外围作战；没有根基性问题的解决，其他问题也很难得到根本性地解决。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心理”
方面所作的批判分析固然是有益的，但仅仅停留于这样的批判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就文化谈文化，事实上谈不出什么结果来。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
[12]。
他也同样指出：“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
[13]要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必须对这些现状由以产生的现实基础予以彻底颠覆。
与上述批判思潮不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始终体现的是一种深度批判。
众多批判理论在致思取向上往往是从平面到平面、从文化到文化、从语言到语言，而马克思则是从社会的表层走向社会的深处，从各种异化现象深入到异化的本质，探察到异化的深刻根源。
马克思之所以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从宗教哲学批判走向政治批判，又从政治批判走向经济批判，原因就在于看到资本主义所有异化现象均根源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只要这一制度存在，只要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解决，异化现象就有产生的土壤和存在的市场。
当然，社会异化现象的产生和出现并不仅仅是私有制的结果，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内在矛盾无论如何是一个首要的、最为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
不铲除这种根源，异化的消除和扬弃是难以实现的。
正因如此，对异化的分析批判，必须指向社会制度批判。
对于这一点，就连海德格尔也对马克思的方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的体验而达到了一个本质性的、历史的维度，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优越于其他历史学”
[14]。
在这里，海德格尔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和领悟具有比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在这方面，一些经济学家也深有同感，对马克思的批判分析颇为看重。
如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就坦诚直言：“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恰恰是因为它包含了新古典分析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的贡献。”
[15]可以说，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具有的历史深蕴是它区别于其他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
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深蕴以及与其他学派的本质区别，这里有必要结合经济学研究中的讨论，澄清研究中常常遇到的这样几种模糊认识：
其一，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制度，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则是纯粹的经济学。
言外之意，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和规范的经济学。
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是需要弄清的：第一，研究资源配置是否是一个纯经济、纯技术的问题？如果资源配置根本与资源占有、分配毫无关系，那么研究经济制度问题确实是多余的；如其不然，想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研究资源配置时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不要区分一般性的资源配置和特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
不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明确的回答，要谈论资源配置只能是似是而非。
第二，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否仅仅是制度经济学？不容否认，马克思没有离开经济制度来抽象地谈论经济关系，但马克思的经济学也并不简单等同于制度经济学，其中包含着很多制度经济学所不能涵盖的重要内容，如分工理论、交换理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再生产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等。
这些理论对于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说都具有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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