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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这些理论的价值，并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其二，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生活的本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只适于说明资本主义的长期演化和发展趋向，而西方经济学在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的日常生活现象方面，远远超过了马克思的经济学。
这里主要涉及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实际上，如同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方法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也不在于要不要研究日常的经济现象，而在于如何研究经济现象。
由于在实际生活中现象与本质并不完全一致，因而要对现象加以正确的认识，必须对其本质加以深刻揭示，并用本质来对现象做出科学解释。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16]正因如此，真正科学的现象研究，不可能离开对本质问题的探讨。
马克思曾以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区别为例说明了这一点，认为从配第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生活现象时还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线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
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17]。
这就是说，庸俗经济学之所以庸俗，就在于满足于经济现象的描述和整理，不能从表面的联系中揭示出深层的本质联系，因而所做的解释必然是似是而非的。
要正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并科学地说明现象，关键是要正确地运用矛盾分析的批判考察方法。
对此，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分析评价，认为“某些现代化理论家可能首先关心的是：‘有没有善于将剩余资本用于再投资的资本家？’而马克思关心的却是‘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些剩余资本？’”
[18]这就是说，凡在一般理论家所关注的历史表象之处，马克思则看到了问题所在，并力图通过揭示现象的内在矛盾来揭示其本质关系。
在经济学史上，一些庸俗经济学家虽然也看到经济现象的内在矛盾，但他们不是正视矛盾、分析矛盾，而是力图“用空谈来回避事物本身的矛盾的规定性中包含的困难，并把困难说成是思考的产物或定义之争”
[19]。
既然矛盾被看成是“思考的产物或定义之争”
，那么矛盾的真实存在也就被否定、消解了。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消解矛盾的办法也是稀奇古怪的，如穆勒用来“消除矛盾的逻辑”
是：要么是“强调对立的统一因素，而否定对立”
，要么是“把对立的统一变成了这些对立的直接等同”
[20]。
至于蒲鲁东消除矛盾的方法就更是离奇了，他认为每个矛盾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只要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就可以达到消除矛盾的目的。
与这些消除矛盾的方法相反，马克思不仅正视矛盾、揭露矛盾，而且从理论上科学地解释和说明矛盾，从而使现象的本质得到了正确揭示，而这种揭示又保证了现象的正确解释。
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学里，经济现象的分析与经济关系本质的探究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如一些经济学者所说，马克思只研究本质而不关注现象。
离开经济现象，何从探讨经济关系的本质？
其三，认为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以至所有领域的研究中，都主张整体主义，而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理论则主张的是个体主义，正是这样的差别导致了两种理论的分野。
这种看法不仅在经济学界，而且在哲学界也有较大的反响。
如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就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整体主义，这种方法虽然对社会现象做了整体的描述和说明，但从现代科学的要求来看又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仅仅在社会历史的宏观水平上，通过对群体利益的推理去解释历史现象是很不充分的，这种宏观解释不能说明为什么根据这种解释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却没有发生，因而必须对这种宏观描述作从个人出发的微观分析的补充。
正因如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把个人视为极其重要的分析单位，认为所有社会科学的解释都应可以还原为对个人行为的可能的说明，即所有社会现象都必须最终通过作为个人的特性，如动机的形成、价值观、感情、能力、洞察力及知识等来说明。
[21]这里主要涉及如何看待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关系问题。
首先应当指出，把马克思的方法论简单归结为整体主义是片面的。
马克思是否轻视个体的作用，缺乏对个体或个人的系统说明？只要看一看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尤其是看一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这一问题就不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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