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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技术决定”
说。
这种观点采用的是与文化、心理分法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思路，它突出强调科学技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像前面介绍过的美国学者布莱克就持这种观点。
他认为，现代化指的是一种动态形式，“对于历史悠久的改革过程来说，它是近世以来知识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结果”
[3]。
知识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科学以技术的形式运用于人类实际事务中，在这种运用中，不仅社会的各种体制及其功能受到冲击和调整，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也得到改变，这一切，均促进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动。
布莱克同时认为，在从12世纪到19世纪这一段时间里，所说的科技革命、知识革命几乎都是欧洲的产物，正因如此，欧洲许多国家首先实现了现代化。
这种强调从技术、知识来研究现代社会发展的观点，在当代未来学研究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未来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派别，即悲观派与乐观派。
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主要从人**炸和资源的有限性两个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对科学技术能否有效地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对人类的发展前景充满悲观情绪。
由此出发，他们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努力可能是“不明智的”
、“不可取的”
，因为这样努力下去的结果，可能招致资源更大的破坏，环境更大的污染，生态更大的失衡。
一句话，可能永远停留在“不发达阶段”
。
与此相反，以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卡恩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为期400年（1776—2176）的经济社会大过渡时期，目前正处于这个时期的中点，大过渡时期完成之后即后工业社会结束之后，人类社会将走向另一个伟大时代。
卡恩认为，目前大过渡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是导向灾难，而是导向繁荣和富裕”
；至于目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如能源、原料、污染、粮食等，这是基本上能解决的问题，是“过渡时期中的一些过渡问题”
，因为科技仍在继续进步。
为此，卡恩主张，发展中国家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加速发展。
可以看出，无论是悲观派，还是乐观派，在对发展的看法上都把目光聚集在技术焦点上。
乐观派之所以乐观，主要在于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力量感到非常自信；悲观派之所以悲观，主要在于对科学技术的“神通”
表示怀疑。
7.“商业动力”
说。
这种观点主要是在探讨西欧各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动因时提出的。
它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比利时学者皮雷纳（H.Pirenne）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一书，该书首次提出了商业动力说，认为“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外界，在南方是威尼斯的航运，在北方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航运。
凝固于农业文明中的西欧，倘若没有外界的刺激和范例，是不能如此迅速地习惯于一种新的生活……从商业资本主义在十二世纪发展的气势和相对速度来看，拿它与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拟，并无夸张之处”
[4]。
这一观点自提出以后，在西方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
不少学者都认为封建经济具有强烈的封闭性与凝固性，若无外力的冲击与推动，它将永远停滞不前；而远距离的通商活动则是促成一种新的生产体系的主要动力，这种为交换而生产的新生产体系对为使用而生产的旧生产体系产生强烈的冲击与影响，以致最终促进封建社会的瓦解。
不过，商业动力说自从问世之日起，就引来了激烈的争议，反对意见甚多。
8.“制度变革”
说。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制度学派就开始从经济制度进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的发展。
该学派认为，现代一切制度都是从它们远古时代的“历史胚胎”
中产生出来而不断地演变为各种不同形态的；要了解现在的社会经济及其将来的发展趋向，必须从制度发展过程的了解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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