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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分散孤立、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构成专制制度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
[9]这些村社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往来”
，处于孤立状态，好像一些模样相同而又“互不联系的原子”
，“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
[10]。
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田园式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都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坚实基础。
三是存在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
“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
由于气候干旱、地势较高和沙漠较多，人工灌溉和水利工程便成了农业的基础；又由于幅员太大，村社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
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11]。
正是这样的“三位一体”
，造成了僵化的社会结构，从而形成亚洲社会的长期停滞，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
在这样的社会，没有进步的意向，没有任何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
[12]。
既然如此，只有外来的推动，才能打破这种僵化的结构，摆脱停滞的状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一方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侵略和掠夺的野蛮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同时又意味深长地指出：“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13]
应当承认，马克思此时对亚洲社会的探索还是初步的，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以及流传观点的影响，对于亚洲社会的有些看法还是与事实有差距的。
后来随着认识的深化，一些不准确的看法得到了纠正，如关于亚洲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看法就在晚年得到改变。
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
问题展开的。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通过前资本主义的三种形式即“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
、“古代的所有制形式”
、“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
的对比分析，进一步对亚洲社会做出了具体深入的研究。
[14]
马克思认为，这三种所有制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在其结构上具有这样一些共同之点，即都是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结合，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个人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共同体等。
但是，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与其他所有制形式又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土地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不同。
在亚细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中，没有土地私有制，“财产仅仅作为公社财产而存在”
，“单个成员本身只是一块特定土地的占有者”
[15]。
对土地的经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个的人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另一种是按照公社或由公社组成的更大的统一体的规定，公社成员进行共同劳动。
在古代的所有制形式中，土地分为公有地和私有地，“公社财产——作为国有财产，公有地——在这里是和私有财产分开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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