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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这里已经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存在着土地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对立。
私有地由各个家庭耕种，产品归私人；公有地由公社成员出劳役耕种，收获的产品归公社。
在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虽然也有公有地和私有地之分，但这种公有地和古代所有制形式中的公有地不同，它不是与私有地并列的国家的特殊经济，而只是私有地的公共附属物，不占其主要地位。
公有地只是作为猎场、牧场、采藮地等生产资料供每个单独的家庭使用，不需要公社成员另行经营。
土地的经营以家庭为单位，“每一个单独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
[17]。
其二，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不同。
在亚细亚公社（共同体）中，共同体十分牢固，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最强，“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作为总和的统一体即国家或专制政府，凌驾于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是土地财产的更高的或唯一的所有者，单个的人事实上失去了财产，个人的剩余劳动被专制政府或专制君主无偿地占有；公社成员以乡村为居住地，以土地为基础，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
在古代公社中，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作为共同体的公社互为存在的前提，公社成员和公社互相保障对方的存在；组成公社的农民是彼此平等的，如果破坏了这种平等的关系，公社就会瓦解；居民以城市为基础和居住中心，耕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城市公社是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公社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经济。
在日耳曼公社中，共同体是松散的，它不是以实体而存在，而是只存在于集会及其他共同活动之中，公社成员对共同体的依赖性很小；公社成员既不是以农村为集中的居住地，也不是以城市为集中的居住地，而是各个家庭居住在森林中，彼此联系很少，只是在集会时才发生联系；公社的公有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而存在，只是被每一个私人所有者当作猎场、牧场共同使用，而不是像在古代公社那样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来使用，公有地实际上是个人所有者的共同财产，因而个人的劳动成果全部归自己，不需要向别的什么人或实体服劳役或交贡赋。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之所以详细地考察这三种所有制形式，主要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和条件。
这种前提、条件主要是：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相分离，劳动者完全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而成为自由劳动者。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如果说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便再生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也就是说，使这种自由劳动不是作为用于享受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用于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而被货币所消耗；那么，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
[18]。
可以说，上述三种所有制形式，都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和条件；资本主义只能产生于这几种所有制形式解体之后的某种形式。
但是，相比较而言，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更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当然也更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因为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更为坚固，更缺少灵活性。
在这样的结构里，个人及其活动极少自主性，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完全受到共同体尤其是最高共同体即专制政府的限制，因而表现不出什么能动性和创造性。
要在这样的结构和环境里产生资本主义以至加快社会发展，非常之难。
因此，要打破这种停滞的状态，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
[19]。
这就是马克思关于公社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一般理解，同时也是关于东方社会结构与其发展关系的基本看法。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主要是通过对考古新发现以及俄国公社命运的考察而加以阐发的。
在摩尔根《古代社会》问世之前，马克思虽然也觉察到各种农村公社并不是最原始的，但亚细亚公社、古代公社、日耳曼公社在历史上又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在它们之前的社会状况究竟如何？对于这些问题，还很难做出具体的回答。
由于当时历史材料不足，只好把这些公社当作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
只是到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面世之后，马克思才真正弄清了这些公社的构成以及在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
[20]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21]“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
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
[22]。
正由于社会结构不同，因而各种原始公社“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
[23]。
也就是说，上述三种类型的公社都不是原生的，而是次生的或者再生的，是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
这些农村公社“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24]。
这样一来，用“亚细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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