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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为何一切革命因素与王权会产生这样的相互“倾向”
呢？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在中世纪后期，伴随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级的出现，开始导致封建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化。
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衰落中的封建贵族和成长中的资产阶级彼此较量，谁也难以压倒谁，双方都不得不求助于王权。
而王权则一方面借助资产阶级势力来抵消威胁王权的封建贵族势力；另一方面又依靠封建贵族来抑制资产阶级。
王权由此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
[54]，从而确立了国王的专制权力。
由于西欧的封建专制权力是建立在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基础上的，而且所依托的阶级结构是一种由封建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同封建主阶级的矛盾所组成的这样一种复合的、过渡性的阶级结构，所以，西欧的封建专制权力与东方的专制权力并不相同。
虽然西欧由等级君主制过渡到专制君主制以后，君主把牵制王权的等级代表会议的权力限制到最低限度，逐渐把各种社会权力集于君主一身，并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来行使专制权力，但即使如此，这种专制权力也不像东方专制权力那样具有绝对的性质。
如等级代表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并没有被明令废除，它对专制王权仍然发生着牵制作用。
当专制权力严重损害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时，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就往往联合起来，通过封建国会予以反击直至其停止。
因此，恩格斯指出：“不应该庸俗地理解它的专制性质；［它］是在时而同等级的代表机关时而同叛乱的封建主和城市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等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被它取消；因此，应该宁可把它看成是等级的君主制（仍然是封建君主制，但却是瓦解中的封建君主制和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君主制）。”
[55]正因为西欧当时的封建专制具有“瓦解”
和“萌芽”
这样两大特点，所以它在整合社会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了社会的进步。
就实际情况来看，哪一国家拥有这种专制王权，哪一国家就有可能首先迈向现代社会。
当时，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开始迈出了这一步，而“全欧洲只剩下两个国家，那里没有王权，也没有那时无主权便不可能出现的民族统一，或者说，它们只是名义上存在，这就是意大利和德意志”
[56]。
正由于意大利和德意志没有王权，没有民族统一，所以，这两个国家在近代社会的发展中均落伍了，以致许多现代化论者都把这两个国家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二批国家。
既然统一国家的形成与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是经济发展以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这里似乎遇到一个难题：现代化究竟需要民主还是需要集权？对于这一难题，不能抽象回答，应当具体分析。
一般说来，民主政治是与传统社会相悖的，而与现代社会是协调的。
封建专制王权固然在结束封建割据、实现国家统一方面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要靠它继续推进现代社会的发展显然不行。
在实行国家统一之后，谁先克服个人对国家的专制，推翻高度集权，谁才能完成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因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民主社会，现代经济的特征迫切要求政治上的民主，现代社会的决策、管理、运行也需要民主程度的提高。
可以说，离开了民主，就等于窒息了现代气息。
这样讲来，是否意味着民主化程度越高，现代化的程度也就越高呢？不能这么简单对待。
二者之间有联系，但无绝对对应关系。
这里关键是要看到一个条件问题。
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引进西方的民主政体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有些国家还招致了经济、社会更大的混乱。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原因主要在于实行广泛民主化的条件还不具备。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现有国家的划分往往是殖民主义争夺的结果，缺乏内部的凝聚力，由于国内部族政治及宗教集团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端重要性，所有这一切，对于建立统一的国家和中央集权政府都是不利的。
如果这一条件不具备，其他的条件，如民主化，都是谈不到的。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恰恰在于它妨碍了国家的统一与秩序，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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