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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把“理”
看作是构成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以同作为自然界总规律的“道”
相区别。
其“理”
的学说反映出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和无神论思想。
而宋代朱熹则认为，“理”
是万物的本质，“理”
在万物之先，“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
[35]。
这里提到的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虽然是“理”
之“用”
，但它显示出，朱熹的“理”
本质上是契合这种宗法等级制度的。
所以，同样是“理”
的学说，它们在文化精神实质和社会历史内涵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由不同的现实决定并为其服务的。
其二，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实践的推动。
我国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相互影响、变化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非单一的文化的延续。
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本身则是一个充满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过程。
只要存在着社会矛盾，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中就存有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正统和异端的对立和冲突，这些对立和冲突往往体现为文化变革的课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在这些课题的解决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实践作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和解决的过程，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三，文化的传承也主要在历代的社会生活实践中。
我们不否认历史典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因为离开了这些典籍，就无从考证和研究以前的文化。
但是，文化传统并不是仅仅记载在历史典籍上，而是深藏于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因为我们称之为文化及其传统的东西，并不是陈旧的、僵死的东西，而是在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作为精神力量实际发挥作用的东西，它与文献记载里的东西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甚至可能大相径庭。
[36]这样，看一种文化是否得到传承以及怎样传承，不能仅仅根据典籍的记载，必须根据其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对现实的人们的影响和制约来确定。
文化建设无疑要立足于现实，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要立足于什么样的现实或怎样立足于现实？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化建设首先必须同社会转型需要相一致。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是互为前提、条件的，没有与现代经济、政治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社会转型不可能顺利实现。
在我国，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型，尽管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但它毕竟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而过程的自觉来源于理论上的自觉。
虽然我们在推进这项事业中可能要经历艰苦的摸索，但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摸索的盲目性。
正是为了减少这种盲目性，才需要加强文化建设的现实针对性。
其次，文化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相一致。
市场经济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基础。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文化经济。
在其发展进程中，不仅仅以其固有的一系列经济原则去规范和调节经济活动，而且还以其内在的文化价值原则去影响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和社会资源的配置，除了被视为“看不见的手”
——价值规律和“看得见的手”
——政府宏观控制外，还应当包括另一只“手”
——文化价值体系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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