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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动物生活条件的因素同样决定着人类的生活状况”
[9]。
因此，人类处于著名的“马尔萨斯均衡”
或者“马尔萨斯陷阱”
，即必须依靠战争、瘟疫、灾难等手段来降低人口数量，以适应于经济的缓慢发展和低水平。
有的经济学家断言，“1800年前，马尔萨斯均衡使得所有社会都受困于马尔萨斯陷阱。
这似乎意味着，当时的世界经济处于完全停滞状态，至少自8000年前新石器革命以后的稳定农业社会以来是如此”
[10]。
正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从根本上打破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这种自然节奏。
“统治了人类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停滞的工业化前的世界，被1760—1900年间发生在欧洲的两个看似突如其来的事件彻底粉碎了。
其一是工业革命，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快速增长现象源于知识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
其二是人口革命，也即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生育水平的降低。”
[11]
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持续进步和经济快速增长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人类自觉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制度安排和社会组织的理性化程度和效率空前提高、人的生活条件空前改善、人类的文化创造力和物质创造力空前展示，人类历史内涵之丰富程度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尽管有经济危机的困扰和不同经济体制的冲突，人类生产力并没有停滞，而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悲剧，人类还是逃过了毁灭性的劫难，并且通过WTO（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对话和契约机制；匮乏状况的缓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兴产业的崛起；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革命导致人类精神生活的空前丰富，等等。
在这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自觉的理性文化的巨大创造力和自觉推动历史的作用。
但是，令我们十分遗憾和痛心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近现代人类巨大成就与现代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之间的本质性关联，同时也看到了近现代人类历史困境与这一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之间的重要联系。
而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人类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
这一危机一方面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自我冲突和自我毁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通过欠发达和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确立理性文化模式时所遭遇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冲突表现出来。
这种深刻的文化危机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体验到文化无所不在的力量和重要作用。
近现代人类的文化焦虑或文化危机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它比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各种战争冲突、体制变革与转换都更为深刻，因为它涉及人类生存和社会运行的文化合法性问题。
面对具体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物资匮乏、民族冲突等问题时，人们容易把它们理解为暂时的、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或努力而消除的历史现象。
而当人们在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的表层下挖掘出支撑人之生存和社会运行，为我们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提供标准的文化底座，但同时又发现我们数千年不知不觉、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特别是推动近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理性文化模式已经受到威胁、陷入合法性危机、值得重新反思时，那种发自人之生存的焦虑和危机感的确是令人震撼的。
近现代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不是人之生存的枝节性问题，而是直接涉及人类历史“轴心期”
确立的历史意识或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危机问题。
雅斯贝尔斯在公元前8至公元前2世纪找到了人类文化和人类精神的“轴心期”
，那时形成的自我意识、理性启蒙、人性的精神化、理智、个性等“轴心期”
的历史精神因素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原动力。
如前所述，中世纪之后，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社会契约理论等精神整合与文化创造，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一种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理性主义历史意识成为近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
这种历史意识或文化精神以理性化、世俗化和人的个体化为基本内涵，它相信理性万能、理性至善，相信理性及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理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和人对自然的统治的增强都毫无疑问是对人作为宇宙中心地位的确证。
理性代表着一种善的力量，构成人的本性，因此，这是一种乐观的人本主义或历史主义，它相信，人性永远进步、历史永远向上，现存社会中的不幸和弊端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或时代错误，随着理性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终究可以进入一种完善完满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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