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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即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生产关系下，人才会成为奴隶。
这里的文化特指的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性关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15]此句论断中的文化等同于“文明”
，恩格斯是在社会发展形态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进而探讨人的自由实现的历史轨迹。
同样，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文化，马克思根据摩尔根的观点，依照人类在技术上的发展、发现及智力水平，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称为“文化时期”
。
“例如非洲过去和现在都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种文化交织混杂状态；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则曾经处于完完全全的蒙昧状态。
美洲印第安人族系，和其他一切现存的族系不同，他们提供了三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的人类状态。”
[16]“人类经验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
[17]
当然，出于对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的强调和对当时流行的文化史研究、文化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唯心主义倾向的警惕，马克思恩格斯在谈论文化和文明时，常常有意识地降低“文化”
在社会历史理论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们甚至把文化史作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述而加以拒斥和批判。
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是这样谈论“文化史”
的：“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
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
[18]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19]
总之，在文化概念理解上，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对科学和大工业的充分肯定出发，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文化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从社会生活方式、文明形式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批判，颠覆了唯心主义文化史观。
从表面看，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在狭义的文化概念中还是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中，也像近现代许多学者一样，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觉的理性文化精神，但是，与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思想家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他们是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和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规定性，来把握这种自觉的文化精神。
在他们那里，从本质上而言，文化体现的是社会历史生活之中人的现实活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新唯物主义”
的一种重要逻辑起点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及其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生成。
2.文化：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文化的理解中倾向于强调自觉的理性精神和体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文明形态，这一方面与近现代西方理性文化不断走向自觉，不断展示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具有内在的关联。
因为这种自觉的理性文化精神在一定意义上突出地展示出人的实践活动，即自由自觉的对象化的本质特征。
因此，从根本上讲，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是奠基于他们的实践哲学之上的，我们从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因此，在深层次上，按照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文化，也称为人化，指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20]。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化的自然界”
，实际上被人的实践活动打上烙印的自然界，正是人的文化力量的表征，文化就表现为人类实践活动本身以及这种活动的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通常就具体内容而言，文化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即作为主体的内在性的人的主观心态的领域、作为过程的对象化活动的领域和作为结果的对象化活动之产物的领域”
[21]，这三个领域的有机结合表明了文化的实践性本质。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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