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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带来上层建筑的变革。
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并不完全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它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人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变革上层建筑来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冲突。
而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只看到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变革对上层建筑变革的决定作用，而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对上层建筑变革作用的阐释，忽视了上层建筑变革对经济基础变革作用的准确把握。
因此，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不完备的。
实际上，一方面，经济起基础的决定作用，文化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受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另一方面，文化又不是简单的附属现象，它内在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深层制约和影响经济、政治活动。
尽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但是，任何原理命题的意义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要充分理解此命题提出的语境和历史背景。
马克思提出这些思想时是有具体的语境和历史条件的：他一方面肯定经济必然性对于人的存在的制约作用，但同时又强调这种历史存在状况的特定历史背景，即属于人类历史受制于盲目的经济必然性而呈现的一种异化状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从经济的社会形态而言，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50]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样论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51]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特指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特性。
他所强调的“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不是泛指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而是特指“经济的社会形态”
的运行。
马克思认为，人不可能摆脱这些具有盲目特征的经济必然性的制约作用，但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又可以对经济必然性进行驾驭和控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
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针对当时人类所遭受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异化环境提出上述理论的，而经济决定论者却把这个理论加以抽象化和普遍化，制定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必然规律。
其实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实质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在何种意义上与自然历史过程相似？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特殊性和整个经济规律的基础的特殊性来谈这一问题的。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人类异化的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才是“自然历史过程”
。
如果“……把社会形态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发展，把生产关系的核心归结为静态的所有制关系，又把静态的所有制关系归结为生产力水平。
……其结果是把生产力与所有制的中介环节——‘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过程抽象掉了。
于是，历史规律被抽象化、预成化，历史被片面化，社会人的发展就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被悄悄地抹掉了”
[52]。
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只是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的社会形态中，这种“决定”
才会以一种严格的、强制性的方式发挥作用，文化观念才会仅仅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伴随现象和对于经济运动的一般性反作用。
而随着人类自觉的活动对盲目的经济必然性的控制，随着人类知识积累和文化自觉的提升，先进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会越来越增强。
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内涵。
马克思当时主要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的批判，他认为，在商品拜物教条件下，人类历史就像自然界的历史一样，是一个物的必然性过程。
在此条件下，主体的人屈从于物的必然性。
也就是说，“人类历史过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的确切意思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物化历史过程”
。
例如，霍克海默这样解释道：“这个过程不是在自觉意志的控制下完成的，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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