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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是以盲目的、偶然的、片面的形式，从各个个人、各种工业、各个国家的混乱而无秩序的活动中产生的。”
[5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上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和胜利，但是最终的胜利者并非是人，而是物。
经济决定论对于唯物史观的误读是把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社会发展特征解读套用到一切的人类社会中。
恩格斯晚年在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补充说明。
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54]“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55]
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虽然承认文化要素及其结构的能动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夸大它们的功能。
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
认为，精神文化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能导致整个时代的覆灭。
马克思批判了这个观点：“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在现实中，意识的这种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
[56]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决定政治文化的强调，主要是出于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思想文化领域所宣言的“绝对精神”
或是“道德情感”
至上性的批判。
黑格尔把“精神原则”
文化观念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源泉，忽视了物质经济基础，从而陷入了唯精神文化论错误的窠臼。
为了克服黑格尔理论的这个缺陷，马克思恩格斯把探讨的重点放在“物质的生活关系”
上。
马克思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57]关于这一点的认识，是我们理解和界定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概念的基本原则，也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前提和基础。
应该说，马克思关于文化概念的这一维度是他对文化理论的独特贡献，也正是他超越黑格尔文化理论的伟大之处。
无论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能动作用的理解，都是片面的文化理论，都是不能成立的。
2.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维关系
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多维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基本思想所作的经典概括有一个理论前提，那就是，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在这个有机系统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是基本的构成要素，在这些要素之中，经济结构是决定的力量。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上层建筑”
应该被定义为文化实践的相关范围，而不能仅仅被看作是经济结构的派生物。
上层建筑涉及的是人类意识问题，具有多样性和历史性的特征，既包括对过去历史的延续，也包括对现存社会的反映。
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绝不是一种消极的惰性因素，它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是外在的机械反应，而是一个统一体的内在互动作用。
这种内在的互动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经济基础的决定力量里面就渗透着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因素。
文化对具有决定性力量的经济基础作出自主的能动的反作用，进而使这种能动的反作用转化为积极的对经济基础又有决定力量的作用，从而引起经济基础更高层面的反作用。
经济基础与文化都是在同一个有机社会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之间有着耦合互动作用。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解读的最大问题是，离开了社会有机系统，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成两个孤立的事物，片面、机械地谈论两者之间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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