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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我们应当结合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的发展，展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实践性的批判维度。
1.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64]马克思这段名言所体现的就是文化理论观念和实践的关系。
在对宗教批判的前提上，马克思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德国的现实制度。
当时德国的现实社会发展落后于英法等国的发展，但是德国人在哲学中与当代的历史同步，德国人在他们的文化理性中预见了自己与当代英法国家同步的未来历史。
所以，英法等国家的革命任务是要跟现代国家制度进行实际分裂，而对德国来说，则是要与反映英法现代国家制度的文化理性相决裂。
德国法哲学是唯一与英法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
所以德国人要把这种思辨的历史归入现存制度，不仅批判现存制度，还要在批判现存制度的抽象观念上——即文化理性上继续。
马克思既重视物质武器的不可替代性，也重视精神武器的重要作用。
因此，马克思批判了德国“实践政治派”
和“理论政治派”
把哲学与现实密切关系割裂开来的错误态度。
马克思指出：“理论政治派”
的错误在于，“该派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
……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
[65]。
马克思强调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的哲学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武器的无产阶级的辩证关系，指出两者的统一和转化。
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统一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统一于革命的目标：人的解放。
在这里，马克思通过论述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的关系，凸显出了文化的现实实践性，论述了文化在社会革命和历史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论述了传统在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深化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解。
任何文化创造总是在特定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必定受到该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恩格斯晚年曾分析和批评造成唯物史观公式化的倾向，从文本来说，那就是当初创立唯物史观时没有对观念文化与物质生产之间，以及观念文化内部的辩证的关系作充分的阐释。
恩格斯认为，经济因素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上层建筑与观念文化对历史是有作用的，有时甚至会产生主要作用；经济运动与上层建筑及观念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性而存在，上层建筑及观念文化作为偶然性而存在，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表现出来。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
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66]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阐明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复杂性。
恩格斯指出，如同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有自己的客观规律。
新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现实的联系，“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
[67]。
要正确认识这种一般运动规律，就要研究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构成历史动因的真正的“动力的动力”
，即必须研究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必须研究在社会发展中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动机；必须研究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头脑中的各种各样的动机。
“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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