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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这种文化的改变是非常深刻的变化。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普遍的理性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依托其特有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金融等力量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使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以不可抗拒之势布展，猛烈冲击着各种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
应当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都要经历各种更新和转型。
相对落后的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自身具有的阻滞社会发展进步的机理和要素，毫无疑问会在现代化转型中经历深刻的转型和创新。
但是，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多元存在不仅维护着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保持着多样性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创新机制，而且这些文化对于其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言还提供着某些安身立命的意义和动力，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因此，马克思晚年基于对东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而赞同这些国家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文化碰撞和文化冲突，在积极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存在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问题。
这种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危害直接体现在对西方理性文明和文化精神之外的各种文化的不尊重、歧视，体现在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摧毁，进而在深层次上导致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否定。
这种文化上傲慢的“西方中心论”
的致命后果是否定世界各国发展模式、体制、道路和价值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只承认西方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并且对自身的体制和模式同样有可能走向僵化和危机的风险视而不见，继续固执地用固守几百年不变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模式来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新问题，并通过双重价值标准来推行全球霸权主义。
这种文化霸权主义显然给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伤害。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主导的这种霸权主义的文化逻辑所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全人类各民族普遍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而是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
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逻辑中，最具影响力的逻辑和动力机制毫无疑问是资本的逻辑。
很多经济学家发现，1800年之前的人类社会一直处于“马尔萨斯陷阱”
的支配：“人口守恒”
与低水平的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
而1800年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经济异常活跃、快速增长的时代。
毫无疑问，推动现代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应当是：快速流动不断增值的资本、日益创新的技术，以及把二者紧密结合与配置的市场机制。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奠基于关于资本的分析之上。
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展开显然得益于这几个要素的强有力支撑，不仅发达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无法在资本的运动和市场经济之外获得发展的空间。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资本的逻辑虽然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资本的逻辑本身并不能保证这些发展成果直接为人类的平等和幸福服务。
相反，资本服从自身的逻辑：不间断地进行生产、流动、增值、逐利。
因此，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的逻辑。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结合资本的逻辑的各种新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资本的约束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不难看到，今天的人类依旧受到资本逻辑的统治，资本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现象更加多维地表现出来：在资本、技术和市场规则制定权等方面的不平等基础上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社会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而工业革命“却通过一种近来被称为‘大分流’（GreatDivergence）的过程导致不同社会间收入不均的增加。
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达到50∶1之高。
当今的世界是史上最富有人群和最贫困人群并存的世界”
[17]；进而，在发达国家内部，虽然福利政策等措施的实施，曾经使人们相信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但是事实上，随着金融危机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曾引以为自豪的作为社会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
的松动和不稳定，人们看到了“华尔街”
所代表的1%和99%之间的天壤之别，日本学者宫川彰曾计算了松下幸之助的收入，“他每天消费之后留下的财产是906.7万日元，即每天储蓄906万日元。
而对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每天劳动成果的收入大概几千日元到一两万日元，两者的差距简直难以想象”
[18]；此外，在资本的流动和市场的运行中，物化人格、异化、不健康的消费、货币拜物教、社会冷漠等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正因如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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