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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有趣的是,在两种阶级意识之间所作的这一区分,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分并不相符。
据此,意识形态是根据其与阶级利益的关系来进行界定的。
但从这里出发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所有由本阶级产生的思想都一定会为该阶级的利益服务。
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自发意识未必就会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相反,“工人运动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ideology)的支配”
[10]。
列宁认为,个中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成熟,而且发育得更加完备,因此更容易获得受众的欢迎。
因此,列宁是从功能而非谱系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的。
一个阶级有可能会从比自己更强大的其他阶级的立场出发来“思考”
问题,并因此得以再造出一种与自身利益相左的意识形态。
同样,同一种意识形态标签有可能会掩盖利益的对抗性本质。
例如,列宁就说“有一种社会主义,它代表着将代替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思想体系(ideology),也有另一种社会主义,它是同那些被资产阶级所代替的阶级的思想体系(ideology)相适应的”
[11]。
正如在《怎么办?》中所提出的,列宁的看法遭到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评和激烈反对。
比如普列汉诺夫就指出,独立于工人阶级运动之外的社会主义理论注定是唯心主义的。
乌托邦社会主义就是独立于无产阶级之外而产生的,但它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也并非只能收获到一种工联主义的意识。
巴黎公社和英国宪章运动证明,自发性未必就意味着工联主义意识。
普列汉诺夫指责列宁把工人阶级贬低为一种被动的主体,因为列宁采取的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来对待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即认为通过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组成政党,然后才能领导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12]托洛茨基所说的“替代论”
(substitutism)则揭示了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不信任有可能会导致的恶劣后果:正如不能依赖阶级自身的活动一样,一定要以一个能将之整合为一种力量的集团来替代它——于是家长式作风、操控和官僚制危险就有了存在的可能性。
的确,也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替代方式,即用政党机制来取代政党,以及最终,用一个独裁者来替代中央委员会。
[13]
罗莎·卢森堡以其特有的方式指责列宁的布朗基主义试图把一个密谋的组织强加给群众。
她并没有整个地否认中央集权的重要性,而只是反对用一种叛乱集团的军事战略来作为社会民主的替代方案。
她承认即便是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也还是没有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
但正是在斗争的过程中,工人会克服自身的缺陷。
正如马克思曾思考过的,从自身的经验、错误中吸取教训,就可以获得对斗争客观性的自觉意识。
[14]无论如何,所有批评者都没有质疑列宁的意识形态观,即认为意识形态是阶级利益的表达这一观点。
“替代论”
和“布朗基主义”
的批评并不准确,因为列宁实际上并没有认为政党就是新的革命主体,他总是认为必须在政党与群众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而不是要把阶级视为纯粹被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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