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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迪斯和赫斯特没能逃脱认识论。
通过否认认识论的有效性，他们构建了一个新孤立的客体世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标准则是他们自己的话语。
因此，他们没能避免话语与对象之间的隔离。
他们的观点归根到底可归结为：存在着一种认识论话语，其对象就是关于话语与客体之间的具体关系。
认识论话语误判了其对象，也就是说，它误解了话语和客体之间的关系。
辛迪斯和赫斯特的话语拥有相同的对象：话语和客体之间的具体关系。
但他们的话语却对这种关系心知肚明。
他们的话语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它很好地影响了话语和客体之间的关联性（参见下图）：
所以实际上辛迪斯和赫斯特没有避免两个领域之间的划分，其间的具体对应关系是由他们自己的话语来连接的，因此也与他们自己的声称之间存在着矛盾。
他们自相矛盾地卷入了自己所谓的“认识论事业”
中。
拒斥认识论让他们陷入了自相矛盾，因为正是这个拒斥的逻辑让他们无法在不同的话语间进行比较。
如果有人借口认识论构建了一种自足的、无须论证的、可用来作为衡量其他话语是否具有知识性的标准话语而反对这种认识论，此人自己也就自然会被认为是在拒斥这种认识论了。
如果任何话语都没有优先权，也就没有办法判定辛迪斯和赫斯特的立场与传统认识论的立场孰优孰劣了。
没有理由对它们予以拒斥或拥护。
任何拒斥认识论的立场都建立在一种羸弱的基础之上，其结果只能是相对主义或自相矛盾。
[6]
那又如何评价辛迪斯和赫斯特对“最终决定性”
的批判呢？他们在拒斥认识论问题上的失足是否会对这一批判产生不利的影响？我认为不会。
他们批判中的某些要素似乎的确与他们对认识论的所谓拒斥有关。
举例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当然无法告诉我们司法体系将以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存在，这一事实并不新鲜，因为马克思本人就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甚至无法决定经济基础将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存在。
正如他所指出的：
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
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7]
这一观念并非与“决定”
概念毫无关系，其出现也并非源自于对认识论的废除——如辛迪斯和赫斯特力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
“最终决定性”
问题并非源自于认识论的教条，而是来自某种“决定”
观。
辛迪斯和赫斯特的确在某些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决定”
概念当前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当他们声称“我们因此必须区分出存在条件与其得以产生的社会关系与实践。
前者可从生产关系决定论中推导出来，但后者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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