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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上，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机械论的根基，促使人们对包括生命现象在内的自然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性质进行新的探索。
以1828年成功合成尿素为标志的生物化学的研究成果，也促使人们重新看待生命现象。
因为，既然可以在实验室中生产出有机合成物，那对长期流行的关于有机物和无机物绝对不同、对生命现象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的观点至少可以提出疑问。
尽管人们对这一事件所抱态度不同，但他们都无法回避对生命的性质以及生命现象与非生命现象的关系等问题做出新的回答。
当时科学领域中所谓活力论（vitalism，亦译生机论）和新活力论（alism）之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分歧。
活力论这一概念可泛指那些把生命等同于灵魂（心灵）并在物质事物之外支配物质事物的理论。
19世纪的活力论则是指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用超越物理、化学过程及科学分析范围的各种名目的生命力（life-force）来解释一切生命现象的观点。
这种观点显然与当时生物科学的进步相冲突。
为了克服这种矛盾，一些学者提出不要笼统否定对生命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
但他们仍然以不同方式设定某种不可认识的生命力（“生命冲动”
、“对生命的渴求”
等）作为解释生命现象甚至解释一切事物的原则，以此来消除有机和无机的界限。
这种观点被称为新活力论。
尽管活力论和新活力论并非纯粹的哲学理论，但都包含了明显的哲学意义。
它们的流行促使哲学家们把生命问题当作关注的核心，从而促使生命哲学发展成为一种有广泛影响的思潮。
事实上，它们的一些提出者和倡导者（例如，柏格森、杜里舒等人）往往就是某些形态的生命哲学的代表人。
正是由于生命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出现与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及生物科学的兴起关系密切，因此它虽然包含了各种不同派系，但它们大都与这二者相关，生命哲学由此表现为生物学倾向和历史—文化倾向两种主要类型。
生物学倾向的生命哲学派系往往与对生命现象的活力论和新活力论的解释有密切联系。
这些派系的哲学家大都受到19世纪末自然科学革命的影响，对单纯从力学观点解释生命现象、把整个有机自然界的发展看作量的渐进的机械进化论做了尖锐批判，试图用运动变化和整体联系的观点说明生命现象。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是其突出代表，他为这类生命哲学提供了最完整的理论形态。
但他们中有的人把生命神秘化，用以解释一切；还有的人强调生命现象的心理性质，把它的存在归结为意识活动，从而把生命与物质截然对立起来。
历史—文化倾向的生命哲学主要是从人的生命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的角度来进行哲学思考。
在此，所谓生命大体上是指人的生活经验。
生命不是作为一种外在地给予的对象，而是人的存在的直接和内在的呈现的过程。
换言之，不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外在生命，而是作为反思主体的人内在地体验和领悟到的生命。
这种内在生命超越了外在生命的被动性，包含了主动的参与的动态（dynamism）意义。
它的形态往往是合目的性的，即追求有待实现和达到的价值。
这种类型的生命哲学在理论上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可能无直接关系。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是这种类型的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
这两种类型的生命哲学虽然具有重要区别，但又是密切相关、甚至相互渗透。
历史—文化类型的生命哲学虽然并不都直接涉及生物科学，但其所强调的人的内在生命仍以人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存在即生命为基础，归根到底同样受到当时生物科学中的变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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