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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主张“此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
宿命论，自然无以使灵活地应对现实状况的实践成为可能。
但不要紧，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除了早期的这种独断的决定论之外，还有后期灵活得多的应用学说。
前者是不变的“纯粹的理论”
，而后者则是可变的“应用的理论”
。
这两种理论的地位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把纯粹科学的任何一个原理去掉，也就随之去掉了基础的一个片段，于是整个建筑的一大部分就失去了支柱，成为摇摇欲坠的了。
应用科学的原理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些原理可以取消，却丝毫不致震动基础。”
[18]这样一来，他也就能够以“应用科学”
的名义，把承认观念力量对人的行为具有一种影响，且这种“观念力量”
“不但是理智上的利益，而且是道德上的利益，因而它也固有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观念性”
，这些与决定论相矛盾的东西，纳入到他的马克思主义应用理论中来了。
[19]而至于如何处理这一早期的“纯粹科学”
与后期的“应用科学”
之间的矛盾关系，伯恩斯坦则似乎试图求助于新康德主义。
他写道：“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
[20]这在其时新康德主义正在德国各大学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无疑是很自然的。
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感受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张力，但他们往往以一种折衷主义的方式将之含混过去，而并未试图以马克思的方式克服这一矛盾。
诚如科拉科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著作中的很多重要范畴，如实践概念等，基本没有被提到。
[2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继承人”
是在“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
里形成其理论的，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替代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贯的世界观”
[22]，主动行动的需要尚未达到迫切的程度，因而其理论便呈现出一种机械决定论占主导地位的“死板的教条”
加折衷主义。
这一决定论与世界的可改变性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后来在苏联哲学中继续以相似的方式存在。
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亦步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建设时期，无产阶级创建新社会的行动时期已经过去，从而哲学也与之相适应而从列宁晚年的辩证法探索转回到类似第二国际的理论范式。
苏联哲学当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教科书体系为代表。
在这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斯大林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
斯大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
。
这种“推广”
在他那里极为简洁：“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
但斯大林又指出，上述说法并不排斥思想、理论等“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
[23]。
但在决定论的条件下，这种“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
从学理上看是如何可能的，斯大林并未说明，后来的教科书体系也一般地未给予合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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