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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尽管苏联学界对第二国际在政治上持极为严厉的批判态度，但其理论体系的主导性倾向仍是一种与之类似的机械决定论。
第二国际以及斯大林教科书体系，由于其正统地位，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机械决定论阐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理论后果，使得人们一般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一种经济决定论或经济主义。
这正如后来葛兰西所指出的那样，“经济主义迷信成为实践哲学最远播的形式，使实践哲学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丧失了相当的文化影响力，尽管它可能也赢得了不少普通民众和二流知识分子，但是这些人不愿开动脑筋，又偏偏要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派头等等”
。
于是，“往往有这种情况，人们同历史经济主义作斗争，却以为在反击历史唯物主义”
[24]。
三
但在第二国际与斯大林之间，面对既有理论与现实生活的背离，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同，列宁与卢卡奇等则未回避问题，而是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索。
在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出现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1917年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并在其影响下，在1920年前后相继在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爆发了革命；但另一方面，当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机构的第二国际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不能说明这种形势，各个国家的工人党甚至直接投身到帝国主义战争之中。
这种情况表明，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阐释，以适应革命的需要。
尽管麦克莱伦说“列宁早年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一个哲学上的特殊组成部分”
，言下之意是列宁早年不重视哲学，但列宁早年的确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有轻视之意，认为恩格斯“坚持辩证法，选择例子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式的遗迹罢了”
[25]。
但列宁作为一个卓越的革命家，面对革命形势的变化，即从反对民粹主义转向唤起无产阶级主体意识之际，却不能不转向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以便解决历史规律性与人的能动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点诚如张一兵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此时列宁“有两方面的思考线索：一是他自1900年开始关注的无产阶级现实的主体能动性；二是聚焦于实际斗争策略中的灵活性”
；或者更明确地说，“列宁的思考点正逐步转向革命党人与俄国社会发展的物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上，且他更关注的是人对社会环境的能动作用”
[26]。
而关注辩证法问题正是为了克服先前他所接受的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带有进化论甚至经济决定论倾向解释的理论上的缺陷。
[27]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实践旨趣，列宁才在1914至1915年间，“置笼罩全欧洲的‘一战’风云于不顾，潜心埋头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辩证法问题”
[28]。
只有置于这一语境中，我们才能理解列宁所发出的深深感叹：“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
[29]对比之下，这一评论与早年对黑格尔的看法相去何其远也！
正是通过这些研究，列宁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拉开了距离，认识到其理论局限之所在：“1.普列汉诺夫对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进行批判，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多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因为他只是肤浅地驳斥它们的议论，而不是纠正（象黑格尔纠正康德那样）这些议论，不是加深、概括、扩大它们，指出一切概念和任何概念的联系和过渡。
2.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初）对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进行批判，按照费尔巴哈的方式（和按照毕希纳的方式）多于按照黑格尔的方式。”
[30]现在，在列宁的观念中，“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为自己绘制客观世界图景的人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外观、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
[31]。
“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32]基于这样的哲学观念，强调“无产阶级现实的主体能动性”
自然不再成为问题。
但是，这种主体能动性与原先所强调的客观规律性是何关系呢？这是必须从理论上说明的问题。
列宁同时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中，他一方面试图将人的实践活动视为客观的存在：“客观过程的两个形式：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
[33]；另一方面则指出主观逻辑的客观依据：“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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