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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来之后再实行社会主义。
因为“生产事业发达”
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劳动阶级可以成立，然后社会运动的有主体”
，乃是“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
[11]。
此外还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
显然，这些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颇为不同的。
这些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念之差别，当时已为人们所注意到，如宋教仁在《社会主义商榷》与江亢虎在《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中便已对不同的社会主义概念，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四大派进行了辨析[12]，孙中山亦对社会主义概念作了划分：“尝考社会主义之派别为：一、共产社会主义，二、集产社会主义，三、国家社会主义，四、无政府社会主义。
在英、德，又有所谓宗教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
……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
[13]但一般而言，这些差别在一般的论说中起初并未得到十分认真的对待，而是往往彼此混杂在一起，特别是人们往往将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混淆起来。
这当是由于其时人们往往忙于引进新观念，尚来不及对之进行精致的考究之故，所以含混错杂也就在所难免。
由于处在不断地探索更好的救国之方略之中，因而论者不时地改变说法也是常有的事情。
不言而喻，这种概念上的混杂情况虽然模糊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之界限，但亦提供了从一种笼统的社会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可能通道。
但这种含混状况随着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而彻底改变了。
如果说此前的种种社会主义观念还只是一种理论设想的话，那么，十月革命则树立了一个榜样，让人们看到可以通过一种激进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
瞿秋白在发表于1920年3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写道：“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
[14]更重要的是，俄国十月革命所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就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派别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凸显了出来。
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写道：“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
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
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
而且，在李大钊看来，俄国革命还是世界革命之先声，自然也就是中国人所要追随的革命。
“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证。
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
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15]
而俄国革命既然“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
，那么，对于这种社会主义的原理，便有必要加以追究，以便国人亦能够奉行之。
正是由于俄国革命这一激发作用，才使得早先只是一般性地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加速了传播，更加速了先进的中国人对它的研究理解。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6]，虽然被有人认为不大符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顺序事实，但若不是过分较真于这种略带文学性的语言，其实这一说法倒是指明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正是通过十月革命的警醒作用，才使得中国人开始了实质性的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17]事实上，正是在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才掀起了一个**。
尽管这一时期引进的主要中转站还是日本，但无论如何，十月革命的这种激发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而且，正是由于要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实质所在，这一时期所译介的著作也大多是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观方面的，而这恰与下一个时期的关注点形成对照。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几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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