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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大体上有三条途径：欧洲、日本和俄国；但亦有人指出，还有通过美国这一途径。
这些不同的途径本身或许并不代表什么特别的意义，但由于思想的传播并不是如同货物中转那般，无所损益，而是不可避免地是通过中转地的再加工而转送的，因而，这些途径也就连带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这当中特别重要的是俄国途径与其他途径的不同意义。
一般认为，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国人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
当然，这些接触是非常零散的，尚无系统性可言。
比如，康有为的《大同书》中便提到欧美“近年工人连党之争”
与“均产之说”
。
马克思之名则最早见于1899年由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
1899年2月至5月，该报连续刊载了“英士李提摩太译、华士蔡尔康属文的《大同学》”
，其中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与学说。
文中称马克思乃“百工领袖”
，“讲求安民新学”
，其学则“主于资本者也”
。
这是目前所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早资料记载。
但上述这些零星的文字显然不可能产生多大影响。
中国人比较成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渠道首先还是日本。
这其中的缘由在于国人认为日本学习西方比较成功，且中日地缘接近，路途不远，费用较少，又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这使得学习日本文化较为容易。
梁启超就说过，“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
作日本书者半年可成。
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
数月大成”
[18]。
因此，赴日留学的人数要比赴欧美的多得多。
[19]加之其时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正处于高涨阶段，有如此多的中国留学生，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自然就会有较大的力度。
这一时期，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介绍著作或原著，经过留学生的翻译从日本进入中国。
主要有：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广长舌》和《社会主义神髓》等。
这当中，尤以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影响最大。
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后来回忆说就是通过阅读《社会主义神髓》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这一时期，由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法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亦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在北京组织了“留法俭学会”
，鼓励和帮助学生到法国去学习。
各地还成立了以此为目的的预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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