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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异化，表现为私有制不能把粗陋的需要变成人的需要，而是幻想、奇想、怪想，是单纯的享乐，使人“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
的奴隶。
正像宦官对于君主曲意奉承，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痹了的享乐能力一样，工业宦官即资本家也是一样。
他们把需要作为把苍蝇诱向粘竿的弱点，以便诱取“黄金鸟”
，即掏空消费者的口袋。
所以马克思说：“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最下流的意念，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的服务付报酬。”
[41]
在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富人的需要外，还有穷人的需要。
需要的异化在于它一方面生产出富人的稀奇古怪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又生产出穷人牲畜般的野蛮化、粗糙化、简单化的需要。
出不起昂贵的房租，只有住地下室，人又退回到洞穴中。
光线、空气，甚至连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的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
马克思在叙述工人的贫困生活时愤怒地指出：“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
“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
[42]工人贫乏的需要，连动物都不如。
马克思极其深刻地看到，富人的需要和穷人的需要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正是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同时造成需要的丧失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
而作为资本家科学自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这种需要中的异化看成正常的，并极力为它辩护。
它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可怜的肉体生活，并把这样的生活“宣布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
，而且把尽可能贫困的生活当作计算标准，实际上是“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
。
需要中的异化现象，实际上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同生活方式。
有产者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各种享受，无论就质和量来说，都是工人无法相比的。
马克思通过对富人需要和穷人需要的鲜明对比，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两极分化。
当然，和一百多年以前相比，当代西方工人的生活状况，同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不完全一样，因为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发生了变化。
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西方工人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满足同资产者趋于一致。
贫困的起点线可以变化，但失业和贫困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消灭的伴侣。
马克思对需要中异化现象分析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也是颇具特色的。
关于货币作为异化的表现，我们结合《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已经分析过，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从人的本质的异化角度来分析货币，必然会陷入对货币的道德评价。
把世界颠倒、道德沦丧、人与人的关系淹没在利己主义冰水之中的原因归之于货币，并归之于人的本质的异化，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分析。
只要有商品，就必然有货币。
金、银的特殊地位，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也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由商品内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货币的出现是商品生产矛盾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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