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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革命的基础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水平。
仅仅横向的比较，即用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高度同另一个国家比较，撇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撇开各不同国家的国情，无法理解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无法理解为什么革命往往不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而是在生产力发展并不发达的国家首先发生。
马克思在强调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时，并没有把它绝对化。
他说：“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
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
[27]马克思把德国和英国相比，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德国落后于英国；就所有制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德国比在英国进步。
可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既遭到封建贵族的反对，又害怕新兴的无产阶级，腹背受敌，矛盾复杂尖锐。
马克思寄希望于德国，认为德国的革命当时会早于英国。
这个期望没有实现，但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仍然是很有教益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社会的多层次结构和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从物质资料生产中区分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从而揭示了社会的结构。
马克思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相互联系中来分析社会，并且指出：“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
[28]
这比起1845年以前，例如在《手稿》中直接用生产来解释上层建筑更加科学化、精确化。
从物质生产中寻找上层建筑现象的根源，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不能到此为止。
仅仅用物质资料生产不能说明，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为什么有的生产水平低的国家比生产水平高的国家具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和道德面貌，或者为什么生产水平大体相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如此等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划分生产力、生产关系（当时主要称为交往形式）、上层建筑，把生产关系作为既受生产力制约又制约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中介环节，使上述问题得到科学的解答。
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有机体的结构的规律，是把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系统来对待的。
他把社会看成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整体，并分析了各种因素的独特功能。
马克思并不是机械的因果决定论者。
他不仅论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各环节的因果关系，也看到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反作用。
但是马克思不同于仅仅用相互作用这个抽象概念，把各种因素并列起来，否定历史领域中因果规律的多因素论的观点。
第三，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这个问题，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提到，他说：“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29]但是这个论断与其说是指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如说是指历史的内容，即历史是人改造自然的过程，是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
相反，从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看，由于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理论的影响，对于社会形态更替的实质和规律性并没有达到科学的认识。
尽管人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所有制形式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及共产主义所有制的理解不一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由于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规律，揭示了社会的多层次结构，说明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由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因而不仅提供了划分各种社会形式的客观标准，而且完全有科学根据把这种更替看成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
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因和机制，从而把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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