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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建构了“民主制”
理论，但这只是一种特殊的唯物主义，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还相距甚远。
其次，“民主制”
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
如果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
是指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那么在《巴黎手稿》之前，它们还属于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如果它是指后来《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那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时期还不存在。
换句话说，马克思在当时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
的转变。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明显的困难，即使是由列宁所提倡的，“解释一”
也没有真正被苏联教科书体系所采纳。
[8]
“解释二”
的直接依据是前面所引用的马克思本人的文字，即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巴黎时期认识到了“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于是“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后来通过在布鲁塞尔的继续研究得到了那个“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
的唯物史观规定。
如果以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工作为标准，这段时间的研究应该是最具成熟时期马克思思想特征的，那么由此推断，巴黎时期应该被视为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解释二”
也应当受到格外的重视才对。
但令人深感意外的是，不仅鲜有学者主张马克思的思想转折发生在《巴黎手稿》，甚至可以说，目前还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解释二”
理论，相对于“解释一”
和下面将要提到的“解释三”
而言，“解释二”
还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解释模型。
“解释三”
是目前影响最大的权威性解释。
它不仅是苏联教科书体系所支持的正统观点，而且也被教科书体系之外的学者譬如法国的阿尔都塞、日本的广松涉等人所接受。
这一解释模型之所以得到广泛的支持，首先，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上述回顾，即在布鲁塞尔时期他“清算”
了自己此前的哲学信仰。
其次，是跟恩格斯晚年的证词有关。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马克思狂热地欢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一书，“这部书（《基督教的本质》）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
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9]。
马克思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在1845年春天所写的那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10]——《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既然是“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时间就只能是在1845年以后。
这一证言也是“解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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