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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表现出来的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告完成。
从这时起，马克思才真正从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过渡到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断论述，转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面制定。
如果说，1844年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质变中的量的扩张，那么，1845年春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世界观形成过程的质的‘飞跃’。”
[17]尽管陈先达强调了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从整体上看，他仍然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划分标准的，属于“解释三”
模型。
与此略有不同，南京大学的孙伯鍨和张一兵提出了一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手稿》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
，我们权且把它简称为“两条线索”
说。
关于这一“两条线索”
说，张一兵作过这样的说明：“孙先生第一次提出，在《1844年手稿》一类文本中，青年马克思虽然已经在政治上转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哲学基本观点上转到了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但在其理论运演的深层，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逻辑：一是从工人的先验类本质——劳动出发，将社会历史（主要是现代工业文明）视为人的本质之异化和复归的过程的人本主义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构架，这是此时支配第二时期青年马克思哲学的主导理论框架；二是在马克思真实地接触到无产阶级实践和经济学史实之后，不自觉地发生的一种新的从历史客观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但这并非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本身的确立，而不过是一种正在随着马克思对现实的深入，对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不自觉的偏离。
……在1844年至1845年3月间，这两条理论逻辑始终处于一种对立和动态的相互消长之中。
当然，在青年马克思这时整体的理论运演中，居统摄地位的还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
从理论深层来看，这种人本主义伦理价值批判虽然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辩护，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超出（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只是到1845年4月马克思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他的思想进程中才真正发生了自觉的哲学革命。
原来在《1844年手稿》中那个人本学话语在此被彻底解构了，而新的以实践为入口的哲学新视界被凸显出来（这一革命的完成，是通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包括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自己1845年3月以前观点的批判、清算后才实现的）。”
[18]
从这一表述来看，他们认为在《手稿》中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理论线索：一条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
；另一条是一个崭新的“经济唯物主义逻辑”
。
后者在1845年取代了前者，最终发展为唯物史观。
虽然论述的角度与展开的内容等与前述几位学者的观点有些不同，但仍然属于“解释三”
模型，因为他们将马克思的思想转折设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认为在《手稿》中“居统摄地位的还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
。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解释三”
中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尽管这些观点之间也有差别，但在下面这点上基本一致：《手稿》中马克思还囿于费尔巴哈的异化框架之下，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他才超越了这一异化框架，从而建立起了唯物史观。
从这点来看，马克思何时超越了费尔巴哈是“解释三”
模型立论的关键，故日本的学者岩渊庆一称这种解释为“异化超越论”
[19]。
在“解释三”
这种模型中，尽管也不乏肯定《手稿》价值的学者，但只要给予它“马克思之前”
这样的地位，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手稿》都无法得到与其思想高度相称的评价，当然也无法得到真正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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