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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这些本来具有实在意义的对象及其关系，由于它们最初与观念不相符而仅仅是一些假象，只有当它们成为一般观念的一个环节，成为观念的产物或宾语时才拥有实在的意义，才会成为合乎理性的存在。
从论证方法上来看，法哲学无疑就是《逻辑学》。
而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
[84]。
由于法哲学秉承了《逻辑学》的神秘方法，黑格尔对现实中存在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及其关系的论述就必然采取了一种颠倒的方式，即“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
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
[85]。
黑格尔之所以犯上述只从“表面”
上扬弃矛盾的错误，就是因为，一方面他把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实在运动仅仅看成是观念的发展史，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看作是在观念中的分裂；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把市民社会和国家及其现实中存在的关系看成是观念的宾语，颠倒了主语与宾语的关系。
因为在这样一种颠倒的关系中，作为宾语的实在矛盾不但是观念的产物，而且最终要统一到作为主语的观念中来。
其次，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是一个封闭的圆圈。
黑格尔说：“哲学是一条锁链，它并不悬在空中，也不是一个直接的开端而是一个完整的圆圈。”
[86]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总是贯穿着这样一种理论逻辑，即“最初的、直接的东西”
自我外化、发生分裂，成为对象性的东西，然后再扬弃对象性回归自身，在这一逻辑循环中，起点和终点必须保持着相对的一致，整个循环呈现出类似于回到出发点的运动。
具体到法哲学，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人伦精神”
，具有同一性；市民社会则是人伦的分裂形态，是家庭的自我外化和异化；而国家则是扬弃这一分裂形态的更高层次的同一性。
圆圈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同一性，而不是分裂和矛盾。
从思辨体系的封闭性出发，黑格尔也必须要将市民社会扬弃到国家中。
总之，黑格尔认为国家最终可以调节市民社会中的物质利益冲突，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同一。
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谓是一个折衷主义者。
而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是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严酷现实，二者的对立是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黑格尔的愿望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国家的幻想”
[87]。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的思想，可谓是一个绝不妥协的对立主义者。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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