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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论述来看，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私人所有的形成跟人的劳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私人所有只能来源于人本身，而并非是来自于人之外，而构成人本身的其实就是劳动，因此劳动（“异化劳动Ⅰ”
）产生私人所有（“私人所有Ⅰ”
）。
这显然是一个解释私人所有起源的新思路，马克思对这一新思路寄予了厚望，他充满信心地展望道：“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43]
作为一个事实，对“异化劳动Ⅰ→私人所有Ⅰ”
这一逻辑的说明是近代思想家，特别是国民经济学家们已经做过的工作。
譬如，洛克就对此作过鲜明的描述，即人通过劳动而“所有”
（Eigentum）自然对象，人对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来源于自己的劳动。
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们更是将这一命题视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初稿片段中，曾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无论偏重经济学方面或偏重法学方面，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最初的所有权依据，而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市民社会（diebürgerlicheGesellschaft）的基本前提（舍尔比利埃的著作，见同上。
并见亚·斯密的著作）。”
[44]
笼统地说，这一命题并不为错，问题是这里的私人所有究竟指的是哪一种私人所有。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国民经济学家们非常暧昧，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了“私人所有Ⅰ”
和“私人所有Ⅱ”
，结果出现了资本（“私人所有Ⅱ”
）也是由资本家本人的劳动（“异化劳动Ⅰ”
）所带来的结论，即“资本是积累起来的自己的劳动”
。
这是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要竭力反驳的。
正是因为如此，他在此借助于批评蒲鲁东而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虚伪性：“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人所有提供了一切。
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人所有的结论。
然而，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45]接下来，马克思提出，不能像蒲鲁东那样，简单地认为只要提高工资就能够解决“所有”
的问题，因为工资只不过是工人自己劳动异化的结果。
资本家用工资来购买工人，实际上等于用工人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购买工人自己。
真是岂有此理！
但是，如果抛开被当作“资本家勤劳致富”
这一辩护因素以外，这一命题对马克思而言也并非不能接受。
事实上，马克思接下来在《第三手稿》开头[私人所有和劳动]部分，就对斯密等人的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
思想——而这不过是“异化劳动Ⅰ→私人所有Ⅰ”
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相对于货币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的巨大进步，属于“启蒙的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46]。
从这一评价来看，马克思应该是对“异化劳动Ⅰ→私人所有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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