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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其艰难，是因为近代个体与整体的对立本质，以这一对立为前提，让个别上升为普遍实际上就意味着让对立面达到统一。
如果说康德和费希特的做法，即将理想的个体放大是“从A中推出A”
的话，那么现在黑格尔所要做的则是“从A中推出非A”
。
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已有的康德伦理学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一套新的说明方法，即要像国民经济学那样，能够推出一个与出发点完全相反的结论来。
当然，黑格尔最终做到了这一点。
在耶拿时期，他广泛地吸收和消化了斯图亚特和斯密等人的国民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辩证法（Dialektik）[5]；或者借用卢卡奇的说法，实现了“经济学与辩证法”
的结合[6]，从而完成了“从A中推出非A”
的理论任务。
那么，黑格尔究竟是怎样解开这道近代难题的呢？纵观他耶拿时期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在建构体系哲学的初期，他曾给出过一个较为清晰的解题思路和步骤。
为论述起见，这里我们先将他的解题思路和步骤列举如下：
（1）出发点必须是一个以近代现实中的“人格”
（Person）为原型的“个体”
（Individuum）。
这种个体与古代人不同，他不仅缺少共同体本质或者像上帝那样的“纯人格，本身具有普遍性的人格性（Pers?）”
[7]，而且还具有否定性和“个体性”
（Individualit?t），本质上是排他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一个体也不是先验的，他就是生活在近代市民社会中的市民，或者干脆说就是“经济人”
（homooeicus）。
（2）而作为终点的整体或者普遍性也不能是个体机械相加而得来的“群”
（Menge）；同时也不能是完美个体的直接“放大”
，而应该是与近代个体的本性完全相反的对极，即具有“有机性”
和“整体性”
的有序的社会。
从（1）到（2），这本身是一个“aporia”
，因为出发点和终点正好是一个颠倒过程。
（3）这一颠倒过程，通过近代自然法思想家的承认理论（霍布斯和费希特）是推不出来的；而只有设定一个在人之外的对象世界，通过这一中介及其运动才能得到证明。
（4）由于出发点与终点的颠倒关系，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一个异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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