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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一书指出,当文化行使领导权力时,它就变为统治力量。
《精神动力论》《追寻精神的家园》《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动力问题研究》等研究成果中,都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力、精神动力观等做了分析。
一些研究者指出,江泽民同志要求发挥先进文化的力量,胡锦涛同志提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多次提到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凝聚力和引导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文化创造力和引导力、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等,这些方面都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力量的认识的最新表达。
关于文化力量的作用机理,存在着社会实践决定论、生产方式决定论、社会与文化双向选择论、内外机制结合论、文化交往推动论等观点,这是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认识和分析得出的结论。
(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
就国内学术成果看,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酝酿准备时期和20世纪80—90年代的蓬勃发展时期,最早的研究受苏联学界观点影响较大,研究的前提和目标受“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
观点影响较大,当时编译的“苏联哲学资料选辑”
和“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
是有关研究的主要参考材料。
尽管缺少总体上的理论观照,却是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肇始。
1981年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以及1982年徐重温著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使有关研究进入**,研究者在争论与交锋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渐明朗。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总体认识,多数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部分地继承了马克思的先进理念、伟大思想、革命精神、批判意识和道德实践,紧密跟踪历史进程,密切结合社会现实和“生活世界的现代化及其结构自身的激烈分化”
。
一些西方研究者针对各种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潮与主题,如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对现代性的否定,以及广泛流行的非理性主义、解构主义、文化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深入、全面地分析了人性的异化及其在当代的延异。
他们立足于社会批判、非暴力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极权主义、反霸权主义、国际和平主义、生态主义、新人格主义、新虚无主义、异化消费、持续发展、艺术革命、解放美学、新时期的阶级和剥削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前景,围绕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自由、尊严、公正、人权和虚假主体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葛兰西、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以及吉诺维斯、萨姆纳和柯林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归纳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法与意识形态”
问题上的核心观点。
一些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思想,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种类、形式、特征和功能,对不同流派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分类和归纳,梳理了这些意识形态理论的脉络,全面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复杂图卷,这对于深化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从宏观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些学者从学术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当代阐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等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
一些研究者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著名哲学家——布洛赫、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高兹等展开分析,并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
的理论及其渊源,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本身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
意向的思潮。
有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理论进行了全面审视和深入思考,研究者通过清理并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与我国新时期文论之间的影响和对话,拓展了审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的新视阈,考察了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交互影响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概貌,在此基础上对意识形态与艺术生产、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与审美乌托邦三个论域展开深入剖析。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美学问题的研究,一些学者指出,“文化”
成了西方当代社会思潮中的一个关键范畴,它已经充当了一个内在的现代性批判术语和衡量后现代性中社会、政治、经济运动的方法。
在很大程度上,美学思维已经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现代性的重要工具。
有研究者立足中国学术语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了再解释,对卢卡奇、布莱希特、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阿尔都塞、马舍雷、伊格尔顿、杰姆逊等代表人物的思想做了较为详细的解读和评价,重新解释和估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的艺术观和美学思想,揭示了这些思想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有研究者分析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思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马尔库塞、弗洛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萨特的自由论伦理以及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
一些研究者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了20世纪中国的若干美学问题,突出了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
,考察了中国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接受者所体现出的深层变异,对我们今天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些研究者打破了流派和理论的局限,以“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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