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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资本主义在故乡的充分繁荣，让落后国家从实例中看到了“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了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财富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样板，从而缩短资本主义过程而加速了社会主义文明进程，因此这种“互补”
在于西方文明的榜样和示范作用。
中国革命和西方革命的“两极相联”
，既是对社会文明共性的承认，也是对文明进程中世界联系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文明进程多样性和联系发展的理论，是对相关问题的总体的、宏观的认识，是对文明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分析，东方的农业文明与西方“私人企业家结成的自愿的联合”
的文明形态，构成极大的社会反差。
东方各民族没有达到完整的土地私有制状态，甚至没有达到西欧式的土地私有制状态，以至于走向文明的道路发生很大变化。
“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
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96]东方的村社制度是特殊的社会制度形式，闭关自守的方式也和西方社会的进取意识大有不同，走上社会文明的动因差异构成了发展道路的差异。
上述因素与农村公社基础上的东方专制制度结合在一起而造就一种社会惰性，“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97]。
与西方社会中的公民意识和社会**明显不同，东方民众在社会政治领域的不同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明进路差异的重要原因。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亚洲的土地公有制和村社制度不仅是了解史前社会的一个线索，也是文明进程中的一种表现。
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不仅是土地所有制由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的不同阶段，也反映了生产力发展造就的不同文明程度和演进路径。
就共性而言，“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
[98]。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把“亚细亚生产方式”
上升为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历史各民族都必然要经历的形式，规定为人类社会最初的文明形态，揭示了文明进程中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统一。
在“半文明制度”
的中国与西方“文明贩子们”
的冲突中，“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
[99]，那些摆着基督教伪善面孔、标榜西方文明国家的人做着不文明的恶行，“文明战争”
代替了“文明商业”
。
东方社会的“非资本主义”
性质以及走向现代文明道路的方式，是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发达的科学技术、廉价的商品和自由贸易政策共同影响的结果，诸多因素迫使东方社会在经济上被卷入世界交往的狂潮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新的生产方式通过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而对旧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形成冲击。
东方社会的历史现状表明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文明的可能性，在多样性与统一性相交错的人类文明道路上，马克思偏向于用统一性进程的辩证发展尺度来考察，他在研究落后国家发展状况以及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时，曾提出三种可能的发展路向，即跨越式、殖民式和自发式。
他认为“跨越式”
演进要比“殖民式”
演进优越得多，而渐进方式应该根据现有的社会机构、社会组织来实施，并且需要参照世界先进民族的特殊经验来完善。
上述三种方式提供了未来社会文明变迁的三种参照系：其一，西方社会中封建社会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转变的形式，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其二，东方农村公社的文明解体和进化形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使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倒退；其三，俄国公社文明进化形式，它可能以历史联系的方式走向高级的文明。
走向文明的具体途径是多样的，不同的文明具有特殊的道路、特殊的发展方向和特殊的演化趋势。
社会文明的进程不排斥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但也不能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脱离社会约束的无秩序的发展，它总是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下并在具体的制度、风俗和传统中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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