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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社会问题不能脱离实践，“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96]普世价值将绝对精神外化，在自己的主张中兜圈子、打转转，忽视了多样化的价值状态，而当“绝对的批判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以后，就结束了思辨的循环，从而也结束了自己的生涯。
它的往后的运动是纯粹的——超越一切群众利益的自己体内的循环，因此，群众对它已丝毫不感兴趣了”
[97]。
普世价值观自认持有“历史规律”
，却不承认“理一分殊”
，其背后包藏着西方中心主义野心，它“凭借无限的自我意识，使自己凌驾于各民族之上，期待着各民族跪在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
[98]。
“普世价值”
的悖论在于：承认“君权神授”
价值模式的历史性，又否认现有价值模式的历史性；承认社会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又以普世价值否定价值选择的多样性；承认文化意识的边界存在，又否认文化边界影响下的价值边界存在。
（二）文化的话语边界意识及其话语构建要求
西方社会的形而上学传统与印欧语系的表达方式有很大关系，那些智者们最早把语言逻辑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进行考察，并揭示了语言与“逻各斯”
之间的内在裂隙。
普罗泰戈拉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
，基本意思是人可以以自己的尺度描述和衡量万物的存在与否，间接地表达了评价标准的相对性，其中的语言逻辑自设了包含着相互矛盾的边界意识。
在普罗泰戈拉的语系中，语言逻辑不再是神意的表达方式和神性的寄居形式，而是充满相对性和有限性的主观产物，它经常体现为具有边界意识和分化倾向的个体性原则。
20世纪以来的哲学话语中，边界意识经常体现在知识与存在层面上，维特根斯坦是用语言评判来认定“在场”
与“缺场”
的边界的，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论述哲学的功能时说：“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
这一观点触及表达的边界及其作用问题。
当今社会上有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国家的话语机会并不是均等的，不同国家的话语权力也不相同，它的背后有经济、政治、军事、技术等要素的支撑。
国际舞台上，西方大国占据着舆论主导权，它们在国际事务中有较多的话语权，力争通过各种形式将自己的话语边界向外推延。
不甘失语或无语的发展中国家，也希望争取更多的话语机会来捍卫自己的思想边界，其民族性、多样性成了它们据理力争的基础。
守卫民族的根、守护家园等，是它们捍卫价值边界的活动表现，也是提升话语权和软实力的重要方式。
当下的中国，提升话语影响力的重点是增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形成高度的价值自觉和文化自觉。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调整与中国社会转型是相互促进的，它使社会的文化边界及价值边界都有了不小的变化。
党和政府在思想教育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整合不同的价值观，使新的话语体系在新的话语环境中发生并起作用。
就国际共运史上的语言选择看，马克思恩格斯设定的原初语系、苏联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国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是不一样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都表明，固守一种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话语体系不仅是思想僵化的表现，也是革命和建设中思想失语的表现。
话语体系折射出时代的思维和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当下的话语构建提供了思维前提，党和国家面临的社会环境是话语体系的场景，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是话语体系的不竭源泉。
话语体系的构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尤其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要以党的领导为基础，尤其要突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要求；要坚持以人为本，尤其是突出广大群众的创造精神；要体现世界关怀，尤其是突出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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