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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良好的伦理规范的认可及实践程度,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矛盾是经常性的,伦理规范具有约束人的行为而减少盲目利益冲动的作用。
这三个方面的要点在于:理想信念、伦理观念、技术含量和人的活动的辩证统一。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冲动”
受到传统习俗的约束,后来又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价格公平的道德原则,再后来还遭遇了清教徒节俭意识的压制,但是,在技术的推动下,文化含量不断飙升。
正因如此,现代国家都不遗余力地推进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融合。
艺术作品可以买卖,思想产品可以买卖,精神遗产可以买卖,市场成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相遇之地,经济发展表现为由文化展示出来的生活方式。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出,“现代主义不再是严肃艺术家的工作,而是文化界——即‘文化大众’——的财产,文化界是文化产品的分配部门,对它来说,对传统旧事物的震惊成了新事物的印章。
文化界在修辞上采取敌对姿态,反抗资本主义的井然有序和严肃节制,然而它却强迫别人遵从自己,不许他们违背它所守护的标准”
。
这是经济的强制力和文化的内聚力共同决定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造成了难以克服的文化矛盾,因为对文化界来说是“多样性”
,对中产阶级来说是享乐,对大众来说是色欲追求。
而时尚之本性,正是将文化浅薄化。
经济发展对文化形式的“合法性”
影响很大,也会影响到文化力量的强弱。
再看看“文化霸权”
一词,其风靡全球的主要原因是,它可以提供文化或意识形态发展的解释力,给不同时期和不同性质的统治阶级或阶层提供发展理据。
神学靠信仰和秩序的内在烙印维护权威,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合起来;资产阶级经济冲动和现代性的文化驱动有着共同的源泉,体现为经济事务中的个人主义和文化“没有限制的自我”
精神。
但是,总体上看,“文化霸权”
的显示与对应阶级或阶层的经济基础有关,这一背景下的现代主义文化是道德编码与价值目标的合一。
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中“人对人的依赖阶段”
“人对物的依赖阶段”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
,都和一定的文化水平相适应并受到相应文化形式的制约,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市场经济也都显示出同样的特征。
“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135]在这里,马克思描述了文化发展水平与生产力发展的一致性。
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先进的思想观念、人文资源与文化设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在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关系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
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136]历史的长河中,经济、政治、文化的互动发展,在社会的所有时期都有表现。
政治活动影响文化力量的实践方向。
文化力量经常处于政治活动的注目之下,政治在规划文化格局时,就已经规定了文化力量的实践方向。
政治制度对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尤其明显,不同的国家形态中,各种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愚弄了所有阶级的人民,使人民处于被动地位,既不能行使政治权利,也不能拥有支持它的文化。
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也表达了文化与政治运动的关系,他认为如果革命成功,本民族文化的想象力和道德观都要受到革命目的的影响,但是,本民族的一些文化以及知识分子阶层难以完全融入这种革命的事实,又会将文化的阻滞力放大。
在他看来,文化属于乌托邦,与艺术是同义语,与建筑的意义也相近,但文化在诠释公正、平等等政治思想时的积极作用也不完全是乌托邦式的。
为了显示文化的力量,政治必须重新规划和想象文化,文化力量就是将政治目标变为现实,而在夺取政权后,文化的力量在于巩固政治权利。
无产阶级运动中,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大体是一致的,它们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基本上也是一致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走向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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