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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化成为政治力量是一种意识形态转变，这得以推动思想领域的宣传工作，从而使得艺术、文学、教育等从多方面得以规范。
“1917年夺取政权后的布尔什维克首次为不可规划文化的艺术导向作出辉煌规划以明确满足政治目的的需求”
，“俄罗斯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艺术与政治的和谐共处极度短暂的生动例证，同时也表达了当时最好文化的纯洁简单的一面”
。
[137]这种情形中，文化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象征和体现，更是真善美的判定标准和象征，它因拥有道德权威而占据政治地位。
文化力量的负能量表达与极端的政治欲望有关，19世纪初的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目标决定了其政治文化的反人民性，人们对其文化力量感到不好理解却深受其害。
墨索里尼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到意大利共和党在北方根据地创造了一种具有极大冲击力的意识形态，为了遏制这种力量，他以自己特有的低俗文化天才和自己特有的政治方式创造了遏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形式。
希特勒用另一种方式来显示文化力量，当时的电影《意志的胜利》和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都表明了文化与政治宣传的冲突。
20世纪两种主要的意识形态的交汇和碰撞，是不同文化力量的重要表达方式，对此本杰明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法西斯主义将政治唯美化，而马克思主义把美学政治化。”
[138]观点似有偏颇，思路耐人寻味。
弗里德·英格利斯使用了另一种说法：“前苏联的政治艺术要求无产阶级看到体现在文化各个细节中的自身政治经历；法西斯的美学艺术则要求大众平民从属于国家领导人的集体神秘。”
[139]这两个方面的共性在于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文化的力量，也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文化力量的表现形式，“二者都将军事武器及阅兵队伍的野蛮美丽描绘成精彩的庸俗作品（也就是说，非常情绪化和理想化的刻画）；二者都将领袖孤零零地置于高台上以供民众崇拜；二者都庆祝这种圆满和成功，歌颂应电影的要求对民族和政党历史进行的改写。”
[140]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文化力量的揭释不同，采用的方法不同。
因此，政治可以通过塑造文化而达到自身的目的，文化也可以通过政治强化自己的力量，一旦文化浸入政治体系和社会肌体，它就会成为具有无限摧毁力的事项。
可见，文化与社会现实的两端都有联系，在这种政治现实中，突出地显示了文化力量的二重性：斗争、暴力与理想、原则并存；负面的、正面的与中性的并存；过去的、现在的与将来的并存；问题与可能性并存等。
它既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本土化的，既可以是个体的又可以是集体的，既可以是理想的又可以是现实的，既可以是精神的又可以是物质的。
政治活动的推动下，文化力量又可以显示出较大的负面效应，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山岳党缺乏政治理解力，导致《国民报》派的垄断政权活动，农民落后的文化意识和轻信使波拿巴当上了总统。
“如果他们不再有信仰，就会不再轻信，而他们一旦失去教皇，也就不再有信仰。”
[141]波拿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通过政治手段和谎言骗取了农民的支持，这也使马克思恩格斯深切认识到，在当时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进行革命，缺乏农民的合唱不免是孤掌难鸣的。
同样的道理，文化力量的表现也是一种合唱。
“如今，文化是一个与我们世界的人性化重要内涵有关的政治问题。”
[142]政治变革中，文化的动力不是表现为知识读本，而是表现为贴近生活的生动实践。
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如果文化教育与政治脱离，可能会失去方向性。
社会教育是文化力量实践的基本方式。
关于教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到：“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143]这是说，生产劳动和教育的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另外，教育力量在宗教的发展中的表现也很明显。
教育和科学不断地提升人对自然界整体性的认识，而宗教思想试图在社会的不同阶段寻求文化的整体性认识，也就是说，宗教将传统作为内在依据，科学将现代作为发展形式，二者都以一定方式影响着社会，但影响的方式和结局是不一样的。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一切宗教都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是人间的力量采取超人间力量的形式。
但是，宗教不是无条件地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容的，其力量强弱及表达形式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的“底色”
。
“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
[144]宗教可以融合传统的意识形态材料而形成日常生活的作用力，它在社会发展中并不全然是消极的力量，它与各种社会要素相互作用，共同体现着自身的文化功能。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和教育是同义语，在教育中，文化扮演着解放和教化角色。
但是，教育不能割断历史，旧的人文主义精神也能够在现实的活动中发挥力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曾说，无论把文化归为庸俗文学的多愁善感还是归为野蛮主义的残忍，它都每天存在于我们的周围，需要解释的问题是文化在教育中的力量表达。
由于教育活动，使文化不至于定格在一个抽象的时刻，教育使人获得了语义，也实践了历史，不少时候，学校教育把关注的要点集中在弥补社会群体的差异上，这有助于体现安全的身份、自信的方向以及思想上的归流。
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陶冶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方面，而社会生活的精神活力与文化精神的社会动力是互相映照的。
通常情况下，思想力求成为现实，现实力求趋向理想，这是互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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