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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英雄姿态的有效范围很窄。
它对更深的灵魂受苦无能为力，灵魂受苦非强求的意志所能支配。
这种英雄姿态使人愤世嫉俗，内心冷酷，往往只是用更深的痛苦来换取战胜外在的生存苦难之荣耀；它只是将痛苦压抑到灵魂深处，仿佛出于骄傲：向自己承认强求的意志也必有无能为力之时。
关键在于，这种英雄的灵魂从不放弃它在内省时为他人或至少为自己树立的形象。
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对受辱的卢克雷齐娅英勇自杀的评价深刻而恰切：
她以别人对她而非同她做出的丑事为耻，这个罗马女人如此看重名誉，已非渴求所能形容，倘若继续活着，她唯恐被公众看作这样一个女人：甘心忍受自己被迫忍受的事情。
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态度，她坚信应该实行当众自杀这种惩罚，因为她无法向世人呈示她的良心。
钝化之禁欲则主要出现在主动的、英雄式的意志无能之时。
古典的受苦英雄在此已听天由命。
这种禁欲是受苦者的古典式奴隶道德，正如英雄主义是受苦者的古典式主人道德。
它以爱比克泰德[28]（及凯撒时代的廊下派）为主要代表。
这种钝化方法一旦取得成效，就会同时从灵魂中根除一切高级和低级的欢乐，这种理性骄傲式的冷漠理念，其实针对一种一旦实现就会立刻破灭的幻想。
因为，倘若人达到这种幻想，恐怕就会失去情感活动给予人的生命的那一切引导力和提示。
这种理念是一个“晃过坟墓的幽灵”
。
几年之前，对夏科岛医院一位女病人曾经有过详细的报导，她因病丧失了好些器官和心理感觉区。
她不再有时间感、持续感、饿感和饱感、食欲和厌食感，以及疲劳感和对自己孩子的同情感。
她必须靠时钟区别五分钟与两小时；没有饥饿和食欲的提示，她必须看时钟吃饭，以及睡觉等。
对她的孩子，只有这是她的孩子这种判断，而没有任何同情能够促使她履行义务；她的生存意识已几乎缩减钝化到“我思故我在”
，除非感到恐惧，她才能体察到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但又仿佛是“别人的”
（情感上的自主机制均已丧失）。
这个不幸者必须费尽心思，才能最简单地维持生存，她也许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概念；理想的廊下派式的人会是什么样子——倘若真有这样一种人。
但是，廊下派还传播了另一种不同于钝化的方法。
那就是否认受苦，要达到这一点，有时主要以所谓从形而上学为世界的不幸辩护的形式，有时则主要以一种自我诱骗的形式。
17世纪和18世纪，在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乐观主义中（神正论），第一种形式再度盛行；第二种形式则复现于在美国成效显著的基督教科学派（-Sg）。
第一种审视方式以为，使人受苦的不幸之图像不过由此产生：我们对世界的立场太自我中心，太拘谨。
按照这种学说，当我们看见不幸时，我们站的位置似乎离世界太近，就像观画者可能因离画面太近，结果在其实有意义及和谐的画面上，他只看见斑斑色点。
就是说，面对种种不幸，这种形而上学为自己构思了一种不可见的实在秩序，而这些实在一经合成，纯“虚幻的”
不幸就不再成其为不幸，就会化苦为甘。
可是不幸毕竟太大太多，若要将它们归入这样一种不可见的关联之中，恐怕连无穷无尽的构想和想象也力所不逮！
这种形而上学想证明一切，却什么也没有证明。
就此而言，它确实“声名狼藉”
（叔本华语），因为它使反抗不幸的（内在及外在的）活力丧失殆尽。
第二种审视受苦的方面，早在廊下派中就已经在下述命题的引导下形成：受苦不过“在我们的想象中，并且缘于想象”
，而非缘于事物本身；但是，可以用紧张的思考来压制想象，或者加以改变，使受苦化为乌有。
从这条命题引出了一种对待生命受苦的抑制及幻化技艺，它在古代末期日趋成熟（结合一种系统运用的自我诱导：“受苦不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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