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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彻底的人类解放必须超出单纯政治解放的水平，深入到人们生活的真实处境之中，解除实际束缚，而不是将现实的束缚排斥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
生活中的实际桎梏诸如经济上的剥削、宗教上的束缚等不被打破，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
就只是选举中没有面孔的绝对等值的“一票”
，是一个统计数字。
在这个抽象数字的后面却是无处不在而又未必被人们意识到的多种限制。
在现代社会，经济交换中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掩盖了实际上的掠夺和剥削关系，这一事实与政治的形式解放相互巩固。
通过对这一真实关系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人类解放需要全面变革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只有突破经济制度的制约自由民主才可能超越现代的形式主义。
从这种意义上看，的确像一些人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才是自由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和推进者。
他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下了伪自由主义的面纱，将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作为毕生事业。
在马克思那里，“解放”
不再只是政治上成为自由的人、理性的人，“革命”
不再只是政权的取得，而是通过政权的力量实现社会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消除束缚自由、民主、平等得以实现的制度性因素，以开创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政治活动延伸到了经济基础领域，这一思想在新的视野中重铸了政治哲学的基础，把自由民主理论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
政治及其活动从形式规定之中提升出来获得实质性内容，自由民主的立论基础不再是抽象“理性”
，政治主体不再是原子式个人，而是处于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团体，即阶级。
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类解放要求消灭作为雇佣劳动前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在没有强制性劳动的情况下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人们甚至不再受到职业分工的限制而获得自由。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作为现代统治形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消失。
当然，这种消失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在此过程中将产生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否定自由民主，不是无原则的使用专制和暴力，而是导向实质民主的一个阶段。
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它不是个人之间的对立，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雇佣劳动关系的人格化表达。
在向未来过渡的社会形态中，这种对抗的经济基础已经消失，建立在利益分化基础上的阶级也逐渐消失，作为过渡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少数人的专政，多数人的民主，目的是使正在形成的实质性民主自由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积极的建设功能远远超出了消极的专政职能。
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只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专政，它根本没有“人类”
的意义，不可能承担开创未来历史的责任！
二、实践中的偏离
马克思主义以实践性为根本特征，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
没有20世纪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世界历史性的影响，当然也不会遭遇如此之多的激烈批判。
离开实践就不能判定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在自由民主问题上尤其如此。
因为自由民主不只是一种价值取向，而是涉及制度性、规范性的实践，具体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往往超出理论的抽象。
今天，各种对马克思主义专制性的指认大多是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通过从实践追溯到理论形成的。
它们忽视了实践具体性和理论抽象性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由于看到了现代自由民主的形式主义特征，马克思认为，实质性的人类解放必然需要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尤其是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
马克思从经济运行的客观必然性和阶级革命的主体能动性两个辩证相关的方面论述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取代，预言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以总体性的方式实现的。
但是，众所周知，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发生在资本主义尚未完全确立的东方社会，革命没有分享这种总体性的优势，建设却面临强大压力。
压力主要来自资本的一方，也来自社会主义内部否定革命的改良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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