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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外在的决定关系。
历史完全遵循绝对客观的必然性逻辑，革命运动、阶级主体只是绝对逻辑的体现者，是完成历史理性的经验工具。
在这种解释传统中，自然唯物主义或黑格尔的观念唯心主义还在隐性地起作用，本质还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
它虽然多少还强调历史的过程性，但将历史性的过程非历史化了，非实践化了，变成了自在进展。
这里本质上没有政治实践，更不用说在一种存在论的意义上理解政治功能及其性质了。
政治作为规范性的活动领域被封锁在纯粹描述性的客观逻辑之中。
在实践意识中已经作为可能性开启出来的历史领域，再度在绝对科学主义的逻辑上被建构。
人不是历史的担当者和创造者，而成了绝对逻辑的体现者、执行者。
这是传统理解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被批判的关键所在。
二
《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的两位作者拉克劳和墨菲知道这个关键之所在，将瓦解这一阐释逻辑作为其政治哲学思想的出发点。
其理论的基础是后现代主义对本体论哲学的批判。
我们知道，形而上学是各种形式的“根本”
意识，后形而上学可以说是“无根”
的，后现代主义就是拔根和去根的思想运动。
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哲学因此也要求自觉地成为“无根的政治哲学”
，拒绝为政治提供绝对的基础。
罗蒂否定哲学能够为政治提供一种确定的基础，主张作为民主的政治应该优先于哲学，甚至主张以多元意见为前提的民主取代绝对主义的哲学。
利奥塔将哲学和科学都看成是一种没有必然性的叙事，它们受到政治权力的支配，而政治本身是受语境决定，因此在语境中漂浮着的公正游戏。
拉墨对政治的理解与利奥塔、罗蒂等后现代的思想家具有显著的家族相似性。
在谈到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时候，墨菲提出了“无根的政治哲学”
概念。
在墨菲看来，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政治哲学不应该是对根基的寻求，而应该是对隐喻性地描绘了我们社会关系的那种语言的一种阐释。
这种阐释并不会为自由民主政体提供某些形而上学根基，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根基，而且自由民主政体也不需要任何这样的根基。
显而易见，拉墨的政治概念是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中的贯彻。
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解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概念，才能为政治打开可能性的空间，赋予政治连接因素以优先权。
在他们那里，政治不是上层建筑，而是被赋予社会本体论的地位。
社会划分是内在于政治可能性之中的，而且也内在于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之中。
政治中的领导权不是先验地决定的，而是连接实践的结果，是对抗中建构的相对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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