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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仅仅把中国做大做强的问题，它不是要打造一个现代的“东方不败”
，而是要彰显一种新的存在智慧和存在方式，渐进地开启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
以辩证的历史智慧摒弃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在对各种极端取向的扬弃中达于历史的真理，开创可能性的未来。
这就是今天中国形成具有原则高度的建设实践真正需要的实践理性和历史理性！
这样一种历史的理性精神正在逐渐地形成，并且逐渐展现其本质的力量。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包含的辩证空间，恰恰易于被从极端方向上阐释并形成对立。
所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常常见到所谓“左右共赞”
与“左右共怨”
之间的简单并置和倒转！
这种状况正是当代中国建设实践的凶险所在。
然而，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希望！
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中国社会中并不缺乏客观的历史理性，冷静的共识是可能并且存在的。
许多极端的取向并不是常态，因此并不代表普遍。
因为并且仅只因为变态，这些极端姿态吸引眼球甚至博得喝彩却都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历史的真正力量是潜藏在深处的辩证运动。
这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据之所在。
当然，就像马克思说过的那样，“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依据”
。
如果仅仅从一个时代的话语表述来理解这个时代及其未来走向，就可能犯观念论的错误。
我们中国人常说“听其言，观其行”
。
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关于完美社会的理论体系。
理论的前提是抽象，而历史的现实发生在众多偶然和细节之中。
当代中国建设实践是否能自觉地接受思想的有效指导并且切实地趋向思想，摆平偶然的干扰？这不是理论本身能够保证的，而是实践中的经验命题。
解答这一问题，涉及诸多具体的历史因素，只能看实践，看行动！
正是在思想与实践的关联处，批判的哲学能够成为时代的良心，成为理性的眼睛。
苏格拉底的“牛虻”
比喻定位了哲学家反思批判的角色，面对懈怠的现实它至少应该尽到鞭策、催促、劝诫的责任！
没有思想和理念，实践就是一匹“瞎马”
，只能误打误撞；同样，思想和理念不能骑到马背上，它哪里也去不了，最多是一些震撼世界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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