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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对国家的分析中，从有利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观点进行分析，“阶级”
这个概念主要是指群体与主要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当进行这种分析时（例如我已经进行过了的），这种分析离开了虚幻的共同体，在“阶级”
的意义中主要的重点是异化的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很多关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一直不清楚，因为作者关注的仅仅是国家关系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并且把他自己关于这一主题的分析完全看作是真理。
在近期的《新左派评论》杂志中，拉尔夫·米利班德和尼科斯·普兰查斯之间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
前者把国家分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管理委员会，后者把它分析为制造社会凝聚力和再生产系统的存在条件的那些客观结构。
①从一个视角去考察，焦点总会集中于某个方面，并赋予国家的不同要素相对重要的作用，但这必然会遭到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问题的人的反对。
因此，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都不能真正地接受彼此的主张。
然而，就上面提供的框架而言，我们很容易给予这些主张适当的重视，即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并且任何政府运转其中的客观的结构决定了它的政策的主要轮廓。
与其说二者是矛盾的，不如说这些仅仅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运作的互补观点，这些观点来自不同的有利观点。
在其他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有时是怎样谈及作为资本持有者的资本家的，并且他有时认为因为资本控制了资本家，所以资本家行使的是资本的功能。
辩证的真理并不能巧妙地组合成一个难题的答案，但是考虑到这种多样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是与之相伴的不同方面、不同视角范围内研究这个主题的必然结果。
当然，必要的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动力机制进行多维度的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源于所有这些方面。
在马克思自身研究中发现的仅仅是这种研究的开始。
他为国家的系统研究留下了一些大致的计划（说明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这种研究方法比从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收集到的更重要），但正像很多他的其他计划一样，它由于政治经济学的要求而被牺牲了。
这是双倍的不幸，因为正如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说，国家是这样一个领域，他感觉到在他的观点缺少系统分析的时候去建构它是非常困难的。
②为了便于进行这种分析，我从在异化理论的范围内讨论国家，转移到了展示理论国家自身的大致轮廓，转移到说明这种理论包含什么并且它的主要方面（当用作研究的分支点时的观点）具有怎样的关联等内容上来。
但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问题不仅产生于人们对辩证法的不完全理解，还在于马克思从没有就这一主题发表系统观点这一事实，而且还在于过去一百多年里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变化。
这里，我所能做的只是表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培育国际的和地区性的国家活动，发展国家在指导经济（资本主义的计划）方面的功能，并且前者作为后者的副产品，是使社会—经济关系合法化的政治活动，这些社会—经济关系以前是通过未受干涉的市场活动实现合法化的。
马克思国家理论的修改需要通过这些新的发展来实现。
第一，改善国家在某些职能方面的重要性——主要是它在再生产价值和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功能，以此作为分析整个国家关系的有利视角；第二，支持对政治影响力进行重新分配，这些影响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传统上已经被划分为政治和经济的过程了。
这也是证明现在更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系统说明的一种方式。
从作为商品、资本、劳动和价值（正如在《资本论》中发现的）这些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这种分析仅仅是对现实的复杂性的温和的扭曲，那么现在——随着国家功能的扩大，在这有限的维度内对国家经济关系（并且因此是资本主义）的理解是严重缺乏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不仅要与时俱进，而且要用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经济政策”
进行补充，或者说从上面提到的不同政治视角对相同的主题进行辩证的分析。
①
①在这一点上提到一个新的杂志——Kapitalistat——已经开始把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著作从世界各地集合起来，在1975年萧条期出版的三期杂志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杂志可能提供了我提到的那种分析的许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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